Samsung Electronics就工会编制员工黑名单一事请求调查,但依据工会法看来难以追究处罚。因为工会法上编制黑名单被归类为不当劳动行为,但处罚对象仅限于雇主。
据产业界16日消息,Samsung Electronics于10日确认特定部门的群聊中流传了含有数十人个人信息的名单,随后以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嫌疑向警方提交了起诉状。据悉该名单甚至包含是否加入工会的信息。
围绕此事,已预告下月21日罢工的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是否参与了名单编制的疑问随之而来。此前上月Samsung Electronics工会委员长曾提及“将把不参加罢工的员工列入名单管理”、“今后若公司方发生强制调岗或解雇,将优先考虑这些对象”。
此次事件与通常由雇主编制黑名单而因不当劳动行为受到刑事处罚的既有案例性质不同。编制黑名单有可能构成工会法第81条规定的不当劳动行为,但该条款的重点在于禁止雇主以工会活动为由给劳动者造成不利。因此有解释认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即使工会参与了黑名单编制,也难以作为工会法上不当劳动行为的主体受到处罚。
黑名单也有可能构成《劳动基准法》第40条禁止的妨碍就业行为。不过这一条款传统上也被解释为设想雇主妨碍劳动者就业的情形。事实上,此前黑名单疑云大多是针对公司方而非工会提出的,韩国雇佣劳动部也曾就酷澎和白种元韩国公司的黑名单编制疑云实施过劳动监督。
学界指出,即使此次疑云被证实,工会难以按现行工会法作为不当劳动行为主体受到处罚,这一结构本身就是局限。工会法和劳动基准法制定于1953年,当时劳动者处于绝对弱势,而如今产业结构、劳资关系和社会价值观已发生巨大变化,法律体系未能充分反映现实。
江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金熙成指出:“在美国,不当劳动行为的处罚对象包括劳资双方”,“我国对劳动者或工会的过错相对宽容”。釜山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基承也表示:“如果工会参与的疑云属实,也可视为劳动基准法上的职场霸凌问题”,并建议“Samsung Electronics若将劳资问题委托行政机关处理,将会形成国民共鸣”。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反对意见认为,工会法上对不当劳动行为的处罚本来是为防止雇主滥用权限、保护劳动三权而设的制度。有观点指出,工会同样可依刑法上的强迫、妨碍业务以及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其他法律受到处罚,再追加不当劳动行为处罚属于过度。也有主张认为,将为保障劳动权而设计的制度同样适用于工会,可能损害立法意旨。
出于上述原因,国会的相关立法讨论也未能实质推进。国民力量党议员秋庆镐2020年曾提出将工会也纳入不当劳动行为主体的工会法修正案。但当时国会的审议报告评价称:“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涉及工会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我们认同应防止权利行使的滥用”,但同时指出“对于劳动权是否得到充分保障、是否有必要以刑事处罚应对等,需要广泛的社会共识”。
最终,此次Samsung Electronics事件除是否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外,很可能成为重新追问现行工会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已变化的劳资关系的契机。围绕在不损害保护劳动权原则的前提下,是否需要从制度上处理工会滥用权限可能性的讨论,预计将再度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