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需要国际法。”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这句话,或许会成为国际政治史上划时代的言论。特朗普总统今年初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唯一能阻止我的只有我的道德和我的想法”,明确表达了自身意志优先于国际规范的认知。这是全世界隐约感受到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崩塌变得清晰的时刻。
回头来看,这句话既是对此前事件的事后说明,也无异于对即将到来的更大灾难的预告。采访公开前四天,美军潜入委内瑞拉,突然生擒时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约两个月后,美军与以色列军队联合空袭伊朗,在中东点燃战火。国际法形同虚设。在违反《联合国宪章》禁止使用武力条款的战争中,炮弹落在民用和医疗设施之上。特朗普总统针对伊朗威胁称“整个文明将会消失”,其言论陷入战争罪争议。
仅在10年前无法想象的事情正在全球发生。特朗普总统显露强行兼并丹麦自治领格陵兰的野心,并提及重新部署驻欧美军,维持约80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已濒临崩溃。在欧洲,二战以来最惨烈的战争已持续到第五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众多中东冲突中一直被视为可能性极低的“黑天鹅(看似不会发生但一旦发生便造成巨大冲击的事件)”。然而随着美国空袭致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被击杀,黑天鹅腾空而起。一战结束时,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曾说“发动战争远比实现和平容易”。无论伊朗停战谈判结果如何,中东秩序似乎都难以回到战前。
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强国不断加码单边主义,战争不知不觉成了“新常态”。趁国际规范削弱之机扩张边界、炫耀实力的国家还会在何处做出何事,难以预测。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冲突的火星会溅向何方也无从知晓。特朗普总统公然预告“下一个是古巴”。中国武力进攻台湾这一最坏情景,也不再能被当作“怎么可能”一笑置之。全球投资者雷·达利奥判断,伊朗战争是“中国、俄罗斯、伊朗等站在一边,美国及设有美军基地的国家站在另一边的潜在世界大战的一部分”,并称“我们已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初期阶段”。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安立主张,当今世界与一战爆发前的1914年之前“相当相似”。
本文并非要煽动过激的悲观论。我相信所有这些警告与担忧不会全部变为现实。但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倾向于用可轻易动用的武力而非棘手复杂的外交方案来达成目的,保障和平的依据确实被削弱了。
在不确定且危险的“冲突时代”,要以有限的外交安全资源生存下来,风险管理最为重要。首先,加强对美沟通以阻断源自特朗普的“同盟风险”是当务之急。应强化先发沟通,以免驻韩美军重新部署等安全变数浮现。提升谈判能力、全方位推进外交多元化以免在国际协作中被边缘化,是必不可少的。与强化同盟或友邦关系同样重要的是不制造敌人。绝不能被卷入不必要的外交摩擦或纷争。
近期,李在明总统通过X(原推特)将以色列国防军(IDF)过去杀害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比作“对犹太人的屠杀”,引发争议扩大。这一言论偏偏出现在大屠杀纪念日前夜,以色列表明了强烈谴责之意。重视“普遍人权”的宗旨无人会反对。但在规则与惯例、宽容与忍耐消失的国际环境中,国家领导人未经斟酌的外交言论可能引发误解与冲突,掀起意料之外的波澜。全世界都如履薄冰。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交上的审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