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正在经历又一次巨大的拐点。如果说过去两年是对提问给出答案的“反应型智能”时代,那么如今AI自行计划—推理—行动的“代理型AI”时代正全面开启。这不仅仅是算法改进层面的变化,而意味着计算范式从“生成”转向“行动”、从“工具”转向“主体”。
这一趋势正在企业现场迅速具体化。今年1月,开源代理执行框架“OpenClaw”发布,使任何人都能创建和扩展代理;近期在英伟达“GTC 2026”上,强化了安全与治理的“NemoClaw”登场,代理型AI被提出为下一代计算的核心。这正是AI通过代理型平台进化为新的“行动型操作系统(Action OS)”的环节。
具体来看,出发点是“harness”,即包裹代理的执行体系。它赋予代理角色与权限,将给定目标分解为细化任务并分阶段执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叠加“协作工具”,其作用是协调多个代理并与既有业务系统联动。如果说到此为止是让代理运转的条件,那么“技能”则是竞争力的核心条件。它是把产业现场的业务知识与判断标准转化为代理可直接执行的能力。现场知识结合得越深,就越能形成通用模型难以轻易追赶的差异化。
代理型AI的进化将在整个经济结构中引发地壳变动。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视角看,代理型AI通过自动化搜索、谈判和决策流程,将大幅降低企业活动的边际成本,并飞跃式提升速度与生产率。人与AI共同开展经济活动的“代理型经济(Agentic Economy)”正在形成。
在这场全球代理型AI竞争中,韩国的战略必须具有先发性和结构性。首先要确保“代理基础设施主权”。要超越单纯利用全球科技巨头模型的水平,开发我们自己的代理运营平台、安全利用自有数据,并构建结合我们神经网络处理器(NPU)等AI半导体能力的基础设施。
第二,必须把以代理安全为中心的设计(Security by Design)作为基本。随着代理型AI直接控制企业核心系统,安全问题更深地介入其中。应在明确权限管理、行为追踪、发生误操作时的责任结构的法律与技术指南之外,强化“代理护栏”研发(R&D)。
第三,要培育分行业专门化的代理型AI生态。应把制造、医疗、金融等我们优势领域的专业知识与代理型AI的“工具运用”能力结合起来。要超越通用模型,在真正解决产业现场问题的“执行型AI”领域抢占领先案例与全球标准。
如果说互联网改变了信息的流动、移动改变了连接的方式,那么代理型AI则是重塑经济执行层的变革。在这一巨大转型期,抢占“行动的智能”时代,将成为AI G3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