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美技术霸权竞争加剧,竞争已超越平台与服务创新,演变为决定国家安全和尖端产业供应链主导权的战略技术争夺。其核心在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太空、能源等深科技领域。深科技是以尖端科学与工程为基础的技术,研发和技术成熟需要漫长时间,并要求大规模资本投入,因而伴随高风险。但一旦成功,便具有通过创造新产业主导产业结构重组、并长期创造垄断性优势的战略属性。
包括韩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为获取深科技创新成果,正迅速摆脱以往分散式研发支持方式,转向以国家战略技术为中心的集中投资和全周期支持体系。深科技创新的核心不仅在于产出研发成果,更在于能否将作为创新瓶颈的技术开发成果与实际产业和市场成果相连接。因为只有超越战略技术的单纯技术转移,构建起具有竞争力的深科技产业生态,才能确保技术霸权竞争的基础。
政府出资研究机构和民间研究所密集的大德地区,是过去50多年间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研发投资集中投入的空间。此前曾有批评指出,相比大量投资,产业化成果不足,但近来创新成果显著的深科技企业不断涌现,人们期待这里能构建起强有力的创新集群。在半导体装备零部件、精密材料零部件、生物生命科学、国防太空、机器人等AI时代核心产业领域,深科技企业正逐步显现。
这些企业成长性高,KOSDAQ市值前十大企业中有7家(截至25年8月)与大德相关,其中4家位于大德。这样的市场成果表明,大德正从研究集中空间进化为技术与市场相连的创新集群阶段。然而,对大德所创造的深科技创新成果,内外关注度和政策评价仍不高。
主要原因在于,大德企业的全球市场支配力尚不足、知名度不高,创新生态活力较弱,难以充分吸引投资者关注。此外,面向深科技强国的国家战略与创新生态政策尚未充分落实,为重新定位政府出资研究机构角色的政策转型进展迟缓,也是重要原因。大德在战略技术能力、优秀人才、创新企业等技术实力和创新要素方面表现优异,具备发展为深科技创新集群的潜力。但要使大德成长为全球水平的深科技创新集群,需要战略技术战略的转变和政策的补充。
第一,深科技领域不应止步于知识生产或单项技术开发目标的达成,而应进一步走向产业与市场的创造。这需要与以快速回收为前提的民间风险投资不同、通过容忍失败的公共投资形成的耐心资本(Patient Capital)。为大德补足耐心资本并确保初期市场,公共采购的战略性介入十分重要。以研发为中心的战略也应转向涵盖产业与市场、整合研发与创新的战略。
第二,考虑到全球市场正以战略技术的快速市场化和领军企业培育迅速推进,产业化政策需从供给主导的产业化模式转向支持新产业生态构建的模式。正如中国在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年3月)中强调战略技术成果通过快速产业化进而培育领军企业那样,应摆脱单纯的技术转移或创业支持,着力通过构建新产业生态培育全球领军企业。
第三,应激活以任务为中心的开放型研究体系,强化大德出资研究机构与深科技创新集群之间的开放与连接。还需构建产业化所需的验证、认证等多样基础设施的联动,并考虑以大德为据点推动主要地区(AI领域:光州、昌原)创新集群的联动发展。为此需要改革区域创新空间政策,并推动出资研究机构分院的专业化与临界规模化。但重要的是保持探索与应用的适当平衡,以免损害出资研究机构自主研究的基础。
第四,要出现全球性深科技创新集群,需推进涵盖从研发到市场创造相关的人才、研发、产业化、验证与认证、金融投资(耐心资本)、监管、公共采购、区域创新(空间政策)的一体化政策项目。为此需要技术政策、企业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并需改革政策治理以主导推进。有必要考虑将以预算审议为主的科技创新本部的角色,转变为以深科技为基础的国家创新增长主体。
技术霸权的力量建立在创新增长之上。因此,这是一个在增加研发预算投资的同时,创新战略与政策的设计能力及执行力同样重要的时代。也就是说,研发投资必须通过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然而作为核心手段的国家层面创新集群,除板桥的IT平台集群之外并无明显变化。大德展现出成长为超越板桥的新型深科技国家创新集群的可能性。希望政府发挥战略能力和政策能力,让巨大的深科技创新之花以大德为中心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