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专家中仍然存在这样一种信念:“无需美军牺牲,仅凭空中战就能赢得战争。”这种认识的起点是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他们一直把这场战争评价为通过空中战便已决出胜负的案例。其主张是,利用精密制导武器的“外科手术式(surgical precision)”空中打击,使战争在地面战开始前实际上已经结束,之后的地面战更接近于“收容俘虏作战”。但与这种主张不同,空中战结束之后,伊拉克军领导层仍维持着相当水平的指挥·控制·通信体系(C3I),主要部队的武器、装备和补给能力也未受到严重破坏。
空中轰炸使部署在最前线的步兵遭受重大损失确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拉克军整体战斗能力的崩溃。实际上在地面战开始之时,伊拉克军以共和国卫队为中心,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士气与凝聚力,正准备与美军决战。
尽管如此,第一次海湾战争之所以在短期内结束,是因为美军的地面战力发挥了压倒性的作战能力。在广阔沙漠这一战场环境中,面对以最高水准训练和尖端武器武装起来的美国地面部队,伊拉克军束手无策。第一次海湾战争不是靠空中战,而是靠地面战赢得的战争。
美国自1990年代以来进行的所有大规模战争无一例外都以空中战开始。但随后总是伴随地面部队的投入。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代表。在美国空中轰炸开始之前很久的9月26日,由中央情报局精锐人员组成的“撬棍(Jawbreaker)”小组就已渗透进阿富汗。他们与试图推翻塔利班政权的“北方联盟”领导层接触,促成政治与军事合作,并提供资金、武器和情报支援。美国主导的地面战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决定性原因不是空中轰炸,而是利用熟悉阿富汗险峻地形、实战经验丰富的北方联盟游击战士所进行的代理战。
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即伊拉克战争也大致相同。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崩溃,与其说是以“震慑与威慑(Shock and Awe)”为象征的空中战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军地面部队迅速推进与政权内部裂痕相结合的结果。战争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已对部分伊拉克军方与官僚精英进行拉拢,并实施了削弱支撑政权核心的指挥·控制结构的秘密行动。正因为有这些前期工作,巴格达的巷战才能相对轻松地展开。侯赛因政权不是被空中轰炸摧毁的,而是因地面部队进入和内部崩溃而消失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空中战不重要。空中战一直忠实地履行着传统的核心作用。第一,通过确保制空权,营造了地面部队能够安全实施作战的环境。第二,通过广泛的侦察·监视·情报搜集(ISR),实时掌握敌军部署与移动,为制定地面战计划提供基础资料。第三,通过近距离空中支援(CAS)直接支援地面部队的突破与机动。换言之,空中战并未取代地面战,而是承担了为地面战取胜创造条件的功能。
在伊朗战争中,美国清楚地展示了“世界最强军事力量”意味着什么。结合人工智能(AI)的精密打击、压倒性的空中与海上战力,以及全球性作战能力,都比以往任何战争更为进化。尽管如此,美国未能让伊朗屈服。“壮丽之怒(Epic Fury)”作战对伊朗主要军事资产、防空网和军需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打击。但核能力自不必说,移动式导弹发射车、地下化的导弹基地、无人机运用网络、分散式武器体系,都无法仅凭空中战被清除。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拥有压倒性的战略据点。巴林设有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作为中东地区最大的美军前进基地,发挥着空中作战枢纽的作用。阿联酋有“达夫拉”空军基地,支撑侦察·监视·精密打击任务,位于印度洋中部的“迪戈加西亚”岛则是远程轰炸机与远洋海空战力的核心据点。这些基地象征着美国将“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连为一个作战空间的压倒性远洋作战能力。
尽管如此,美国未能“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便进入停战。这是“美国只要愿意,随时都能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长期信念被打破的象征性场面。尽管能够掌握制空权、展开海军力量、进行广泛的侦察与打击,美国最终仍回避了进入围绕海峡的消耗性、危险性局部战争局面。
原因很明确。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累积的战争疲劳感中,预计会造成美军重大牺牲的地面战,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已成为无法承受的选项。伊朗准确洞察了这一弱点,通过非对称战力与消耗战,采取了与其“制服”美国军事力量不如将其“牵制住”的战略。
最终,这场战争既显示美国仍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也充分暴露了这种力量的界限。这一问题绝不会止于伊朗。如果中国实质上掌控马六甲海峡,美国能打开吗?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是否可能出现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