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对强制侦查的令状审查标准趋于严格,若检方不能从‘法律人’的角度加以补充,案件将在法院与检方、警方之间往返,侦查不断延宕。这对嫌疑人和受害人都是痛苦的事,是最大的人权侵害。”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人权保护部部长李时展(司法研修院第36期)近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对检方既有侦查惯例的反省与改革绝对必要”,但“检方侦查的副作用大多源于选择性启动侦查和另案侦查等,补充侦查问题是另一回事”。
中央地检人权保护部负责处理警方、特别司法警察官(特司警)申请的各类令状,并纠正侦查过程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等司法控制工作。如果说一般刑事部是根据警方侦查结果判断是否起诉,人权保护部则审视警方侦查过程本身。近来警方令状激增,犯罪形态和取证方式日趋多样,人权保护部的作用也随之扩大。去年首尔中央地检受理的令状共6万5421件,与2023年相比,扣押令状(5万2096件)增加25.7%,逮捕令状(4099件)增加12%。为加快令状处理,检方在今年2月的检察官定期人事调动中,将反腐败侦查部1名检察官转调至人权保护部,并配置3名侦查经验丰富的副部长检察官,为人权保护部增添力量。
李部长检察官表示:“通常一天要审查100多件令状”,“犯罪形态多样化、取证范围扩大,每件需要审阅的内容比以前更多。”
李部长检察官从在最前线监督警方侦查的立场强调,补充侦查是最后的验证堡垒。其逻辑是,作为防止警方侦查不力和草率结案的最低限度控制装置,补充侦查是必要的。
他说:“直接办案的警方,一旦认定嫌疑成立,即使检察官作出不同判断,也很少改变结论”,“此次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侦查与起诉分离防止确认偏误,按同样的原理,启动侦查者与终结侦查者不应是同一人。”他还补充:“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在起诉时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发挥作用,有起诉和公诉维持经验的检察官最清楚”,“实际上警方收集的证据无法在法庭上用于证明嫌疑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李部长检察官提到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在会见被申请逮捕令状的嫌疑人过程中补充了警方的侦查内容,为实际挽回损失作出贡献的案件。该案中嫌疑人设立无登记上门销售组织,以投资虚拟币和角色产品可获收益为诱招募受害人,骗取500亿韩元。
李部长检察官说:“嫌疑人在警方调查过程中极力否认犯罪,但通过缜密的证据分析和检察官会见,各自供认了罪行”,“我们补充了警方调查中未明确查清的具体实施行为分工等内容后提交法院,得以对3名嫌疑人签发逮捕令状。”
中央地检人权保护部计划全力补充、支持警方侦查,使侦查高效迅速地进行,并将对人权侵害风险较大的强制侦查要件进行细致审查。
李部长检察官表示:“紧急逮捕在刑事诉讼法上要件严格,但侦查现场常以有羁押必要为由频繁实施,我们将细致审查这些要件”,“也打算查看是否存在惯例性批准的嫌疑人禁止出境被长期搁置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