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行政环境因社会经济急剧变化与政策问题复杂性上升,正被要求形成有别于以往的行政范式。国际秩序的两极化与冲突、数字转型与人工智能(AI)的飞跃式发展、气候变化及人口结构变化等难题,具有高度复合的性质,仅靠过去僵化的官僚制行政方式已无法有效应对。
为顺应这一时代潮流,韩国政府持续将积极行政作为核心的行政创新战略加以推进。积极行政是指公务员改善不合理管制等,为公共利益、基于创造性与专业性处理业务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行为取向的路径,鼓励公务员不拘泥于规定和程序、不安于消极行政,而为实现国民便利与公共利益主动奉献。
然而迄今为止有关积极行政的讨论,主要偏重于行政实务或政策运行层面的实态分析与问题解决。积极行政多围绕公务员行为变化或制度的积极解释与适用而被强调,相对而言,为其提供支撑的理论体系化尝试较为有限。虽存在基于动机激励理论等的部分实证研究,但将积极行政与行政学界全球研究潮流相联结加以审视的努力仍显不足。
在此背景下,近来在国际行政学界,尤其以欧洲和英联邦国家为中心兴起的“积极行政学”(Posi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这一新学风,提示了积极行政的发展可能性。倡导积极行政学的帕特里克·卢卡斯等一批学者批评指出,以往的行政研究忽视成功案例,却过度聚焦于政策失败、官僚制的病理现象、行政低效等。他们还强调,应把成功的政策与制度运行经验作为学习的核心。他们认为,既有以失败为中心的研究虽有助于诊断行政问题,但也暴露出制约通过成功行政经验进行学习的机会这一局限。
实际上,积极行政学的兴起受到积极心理学与积极组织研究的影响,这些学科不只埋首于组织的失败,而是通过整合分析优势与成功要因,提供均衡的洞见。据此,积极行政学探寻为实现社会成果的行政改进方案,并就政府信任与正当性的构建以及公务员创造公共价值的方法论积极提出问题。
如此,积极行政与积极行政学虽出现背景不同,但在重视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如果说积极行政的重心在于公务员为解决问题的主动行为,那么积极行政学关注的是这些行为所带来的成功行政成果与公共价值创造。就此而言,积极行政可成为积极行政学的实践机制,而积极行政学可成为解释积极行政所创造成果的新理论分析框架。
因此,公职社会与学界有必要汇聚智慧,将积极行政确立为积极行政学的核心机制。今后若能在积极行政学这一理论框架内,对韩国的积极行政进行更为精细的体系化,预计积极行政将为国内外行政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