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已超越单纯的地区冲突,正对全球经济安全和同盟结构整体造成冲击。中东引发的危机正迅速扩散至能源、供应链、海上安全等经济安全的各个层面。在此过程中,唐纳德·特朗普美国政府的“交易型同盟”基调更加鲜明,并演变为要求盟国作出实质贡献、扩大角色的压力。朝美关系也在朝俄靠近、美中竞争加剧、南北关系中断等结构性制约下,处于与过去不同的环境之中。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教授崔钟建(前外交部第一次官)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为提升韩美关系的杠杆,需要不仅利用联邦政府、还利用地方政府的多层次谈判战略。”他分析认为,若以韩国企业投资与就业集中的州政府的利害关系为杠杆,可缓解白宫的压力并提高谈判能力。他强调:“在复合危机局面下,韩国应超越被动应对,以同时利用同盟与地区网络的战略性外交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您认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会如何结束?
△文在寅政府时期,我参与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谈判的对口人正是现任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考虑到与他的多重缘分,当前局势令人遗憾。战争将在特朗普总统判断军事目的已达成的时点宣布结束。但伊朗也会宣称胜利。我们需要尽快通过与伊朗的直接沟通,获得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权。
——看来外交战略也需要变化。
△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预计在战后仍将持续。不仅要与美国,还应通过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的联合体明确我们的立场。同时应善用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的合作。外交上有两点须避免。第一,表现出似在外交上追认美国军事行动的姿态,只会增加中东与国内舆论的成本。第二,公开谴责特朗普的道德优越感,只会让交易条件变得更苛刻。
——是否也需要重新设定与伊朗的关系?
△既难以断绝,也难以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不应是情绪性的疏远或道德姿态,而应以危机管理、能源安全、海洋安全为中心的有限管理体系重新设定关系。与中东地区的关系也应按国别分工重新设计。中东外交不再是“建设承揽”或“首脑访问”的问题,而是将能源、物流、侨民保护、防务产业、外交缓冲装置捆绑在一起的国家安全问题。
——伊朗战争将对韩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预计有三方面变化: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现实化、确保南北关系主导权的必要性、交易型同盟管理。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血盟”这样的修辞,基于交易的同盟管理设定更为重要。只有通过3500亿美元规模的对美投资和MASGA项目等将杠杆最大化,才能在驻韩美军资产调动问题上获得话语权。在支付防卫费分担金的情况下,驻韩美军兵力调动应以事先协商为前提。自强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增大。
——外界对“战争账单”忧虑很大。
△强硬发言与实际谈判要区分开来。美国有需要,我们对美国而言同样重要。与其担心账单,该要求的就应要求。与欧洲关系恶化的特朗普政府,要同时向韩国和日本等亚洲盟友施压并不容易。追加贸易压力也有限度。通过韩美贸易谈判,我们的实际关税负担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公开场合应管理关系,但在非公开谈判中要更加强硬地应对美国的要求。
——对与特朗普政府的谈判战略有何建议?
△即使白宫将韩国定性为搭便车者,国务院和国防部仍从战略上重视韩美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立场也不同。应扩大与对我们友好一方的接触点,以推动白宫和特朗普政府。有必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外交,以防在佐治亚州发生的拘留事件再次发生。不仅是韩国企业投资集中的佐治亚州,在得克萨斯、亚拉巴马、俄亥俄、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地也应强化友好基础。我们需要的不是反特朗普情绪,而是对特朗普的技巧。
——战争是否也会影响朝美关系?
△朝鲜的战略很明确。无论战争如何,都将持续强化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常规军力。朝鲜正向美国发出信号:不会完全断绝关系,但也不会响应以核问题为前提的谈判。对美国而言这是尴尬的局面。若以核开发可能性为由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却在排除核问题的情况下推进与朝鲜改善关系,可能面临国际批评。
——这是否意味着朝美首脑会谈不易实现?
△首脑会谈本身随时可通过政治决断实现。问题在于议题。排除无核化讨论的会谈难以被认可为外交成果。现实的路径是利用既有共识。若以“讨论新加坡共识与河内会谈的未完成课题”这样的方式,把无核化议题以外交语言重新构建并延续下去,国际社会也可能接受。
——特朗普第1期与第2期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过去倾向于把议题分开处理,即防卫费分担与朝核问题分别对待。近来把各种议题放到一张桌子上的“打包交易”倾向增强。这可能是为提高谈判能力的战略,但结果上也很可能导致毫无成果的僵局。
——围绕朝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有哪些?
△最大的变化是朝鲜战略方向的转变。朝鲜正强化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并日益靠近。这削弱了其改善对美关系的动机。加之美中矛盾加剧、美俄关系恶化、南北关系中断等,形势更趋恶化。与2018年相比,“中间媒介结构”事实上已崩塌,这是决定性的。
——在朝美首脑会谈中政府的角色为何?
△李在明总统自称“配速员”,但信息有限。若是配速员,需要更积极的信号与行动。虽提及恢复南北军事协议,却看不到实质措施。面向朝鲜的持续性、创新性提议也不足。外交安全线内部矛盾的外露也不可取。自主派与同盟派的区分已是失效的框架。
——如何评价李总统的三阶段朝核解决方案?
△撇开现实性的争论,无论何种形式的解决方案都是必要的。核心在于分阶段恢复中断的南北关系,并构建可持续的谈判结构。即使是小的进展,累积起来方向也会不同。更具体、可执行的方案应当随之而来。
——如何展望下月14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
△本次会谈与其说是关系转变,更具管理性质。美中关系已进入战略竞争阶段。像过去那样的合作性转变或达成大规模共识,在当前环境下很难。首脑会谈更可能作为抑制冲突的管理装置发挥作用。
——美中首脑会谈是否可能带来朝美关系的变化?
△若没有伊朗战争,余地本可更大,令人遗憾。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引导朝鲜走上谈判桌的动机也不大。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这一变量也很大。在乌克兰战争的局势下,其支持朝美对话的动机不足。归根结底,韩国的作用很重要。需要发挥支持朝美对话并营造环境的积极作用。
——核动力潜艇合作等韩美共识将对韩中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韩美关系强化并不意味着韩中关系弱化。两种关系可以并行管理。即使中国对核动力潜艇问题表示反对,也无需对安全所需的措施有所迟疑。不过,需要与中国政府透明且一贯的沟通。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在推进强化对华外交的同时,也应通过市场与供应链多元化减少过度依赖。
——如何评价政府对韩日关系的管理?
△日本国内将高市早苗首相评价为“商业保守派”。她只是出于政治选择继承了安倍晋三路线,意识形态上的僵硬性相对较弱。有将经济与历史问题分开处理的倾向。韩国也需要按议题区分应对。
——对政府外交政策有何建议?
△当前半岛局势是美中竞争、朝俄靠近、南北关系中断相互叠加的复合危机结构。以既有的被动、官僚式方式难以克服局限。应设定明确的战略信息,主动设计外交活动。需要立体利用同盟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归根结底,关键在于韩国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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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生于首尔,毕业于澳大利亚万圣书院高中,后毕业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政治学系,获延世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朝鲜大学院大学及延世大学教授等。文在寅政府时期任国家安保室和平军备控制秘书官、和平企划秘书官、外交部第一次官,参与2018年在板门店和平壤举行的南北首脑会谈及文在寅政府半岛和平进程的推进。著作有《和平的力量》《宪法的力量,外交之路》,以及与前总统文在寅共同执笔的《从边缘到中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