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Biologics工会近期进行罢工投票,结果参与投票的工会成员中有95.52%赞成罢工。原因在于工会要求加薪14%,而三星生物提出6.2%的涨幅,双方分歧难以缩小。公司方面已申请禁止争议行为的临时处分以避免生产受阻,若谈判最终破裂,5月1日发动罢工的可能性很大。
生物医药委托开发生产(CDMO)企业发生罢工并不常见。因为生物药培养对温度和营养供应极为敏感,一旦出现问题,培养罐(Reactor)中一次生产的药品必须全部废弃。Samsung Biologics运营的单批次(一次生产量)最高可达1.5万升,需要废弃的量也相应巨大。
罢工会导致辉瑞、莫德纳等全球大型药企的供应链出现裂痕,进而造成生物药供应中断。尤其是治疗用生物药供应不稳可能直接关系到患者生命,随之而来的是道德与伦理责任。这也是外媒将三星生物的罢工决议视为对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的直接威胁并密切关注的原因。
当然,CDMO企业并非从未发生过罢工。2003年至2004年礼来位于法国巴黎佩格尔斯海姆工厂的罢工便是典型案例。该工厂承担礼来全球胰岛素产量的相当大一部分,工会却决议罢工,给全球糖尿病患者造成巨大混乱。对糖尿病患者而言胰岛素是必需药品,随着罢工展开,欧洲对胰岛素供应短缺的担忧迅速蔓延。对礼来工会成员的冷淡目光最终导致大型药企对欧洲工厂敬而远之,资源从罢工风险高的欧洲转向劳资关系稳定的地区和企业。
但礼来的罢工事件与三星生物工会的罢工决议存在很大差别。当时礼来为提高经营效率推进大规模结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工会反对而引发罢工。相反,Samsung Biologics工会是为了推动过高的加薪方案而选择罢工。
因罢工导致的生产中断会彻底动摇全球大型药企的信任。一旦真的罢工,客户可能弃Samsung Biologics而去,或为降低罢工风险而要求利用海外生产基地。因为如果不能通过建立备份体系确保稳定的生产量,另一次罢工风险就可能从根基上动摇生物药的稳定供应体系。最终Samsung Biologics只能转而在海外而非国内建厂,韩国工厂的信任与订单必然减少。
美国通过制定生物安全法案,将中国药明生物等5家企业列为担忧对象,限制与这些企业的交易、合作及政府合同,市场上确实一度期待韩国企业能获得反射性利益。正因为此刻本应抓住美国牵制中国而打开的机会,此次事件才更令人遗憾。
当前Samsung Biologics工会需要的不是两位数的加薪,而是通过稳定的劳资关系,与公司共同探索跃升为全球第一CDMO企业之路。曾因不满低加薪幅度而在釜山工厂放火的东国制钢工会,于1994年2月在韩国产业界率先宣布永久不罢工,此后32年一直保持无争议纪录。此外,曾进行64天全面罢工并发生流血冲突的可隆集团(现Kolon Industries)工会,也在2009年3月成为韩国产业界第二家宣布永久无争议的工会。此后工会委员长甚至亲自拜访日本客户,承诺保证质量与交期,引领了稳定的劳资关系。这些工会自愿放弃法律保障的团体行动权,是为了在经营恶化的情况下提升公司竞争力,并由此为工会成员确保稳定的岗位。“没有公司就没有劳动者”——工会成员的这一觉悟,最终带来了稳定而和平的劳资关系。Samsung Biologics工会真正应该思考的是构建相互合作的劳资关系、由此扩大全球合同订单量以及确保稳定就业,这一点不容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