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经济论坛(WEF·达沃斯论坛)上,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演讲最受关注。他宣称“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并呼吁“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中等强国应联合起来,制定新的应对战略和规则”。许多人对此表示认同,但对于“究竟该怎么做”这一问题,答案却并不充分。中等强国由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所代表的力量位置,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方式来界定。在位置层面,对于将哪些国家视为中等强国并不存在共识。通常指二十国集团(G20)中除G7以外的国家,但最近,除美国、中国、俄罗斯之外的部分G7国家也开始将自身定义为中等强国。在行为层面,中等强国被理解为尊重国际法与规则、促进合作、调解利益关系,从而为多边体制稳定运作作出贡献的国家。
中等强国外交的环境在过去30多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相对稳定的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国家崛起为第一代中等强国。进入2000年代,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非西方国家作为第二代中等强国登场。直到这一时期,美国在维护自由主义秩序的共同利益下,一直支持中等强国外交的扩展。
然而,2012年习近平体制启动后中国的崛起全面展开,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中竞争扩散至军事、经济、技术各领域,情况随之改变。处于美中之间的中等强国战略空间被压缩,中等强国外交的讨论也一度失去动力。此后,随着特朗普第2期政府轻视国际法、施加关税压力、对盟国展开外交攻击,中等强国联合的讨论重新活跃起来。这是为了绕开或补充动摇基于规则秩序的美国而寻求安全网的潮流,令人颇有隔世之感。
自由阵营的中等强国若要恢复基于规则的多边体制,就需要对大国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性。然而,在安全与经济层面对美依赖度较高的国家,很难积极投入这样的联合。近来跨大西洋关系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以德国和法国为中心,北约成员国正努力在集体防卫体制中降低对美依赖。但增强防卫力量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缺乏集体防卫体制的亚洲,情况更为艰难。对于一直依赖与美国双边同盟的韩国和日本而言,对美安全自主性的讨论仍然有限。尽管如此,驻韩美军与驻日美军的装备与兵力依照美军的“战略灵活性”调往中东的现实,使亚洲盟国重新思考安全自主性的必要性。
近期由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冲突引发的中东危机,正成为自由阵营中等强国联合的另一块试验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约成员国等所谓“22国集团”正在寻求共同应对。对于特朗普总统要求派遣军舰的请求,北约以不适用于集体防卫条款为由、日本以违背和平宪法为由,实际上一直予以拒绝。面对特朗普总统“无用的同盟”这一批评,不应承诺不合理的合作。但考虑到航行自由这一国际规范以及能源危机扩散的可能性,也难以继续旁观。在美国与伊朗立场分歧、究竟是扩大战事还是结束战争的混乱加剧之际,中等强国应更积极地阻止危机扩散,并参与战后善后。在联合国调解功能大幅萎缩的今天,中等强国的责任愈发沉重。
各国越是走向各自求生之路,合作的必要性就越大。中等强国应超越对大国政治的防御性应对,发挥外交领导力,说服并引领为恢复基于规则秩序的国际合作。尤其需要通过与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全球南方”的合作来制衡大国政治。各自虽弱,联合则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