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2

[圆桌] 打造良好监管的“立法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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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曾为减少威胁生命与安全的眼镜蛇数量,实施了捕捉眼镜蛇即发放奖金的政策。与政策意图相反,人们为领取奖金开始饲养眼镜蛇。政府察觉后中止奖励,人们便把失去用处的眼镜蛇丢弃到田野里,结果眼镜蛇数量比此前更多了。好的意图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

美国748件、法国47件、德国62件、日本88件、韩国8061件(2016~2020年)。这是什么数字?是各国的立法业绩。韩国立法活动比美国多10倍、比日本多100倍,自有其原因:敏锐捕捉社会问题并加以解决的积极性;把本可交由下位法令处理的事项也上升为法律的倾向;以立法业绩为中心的议员评价;多数党结构下法案的快速处理等。

据一项研究,第21届国会(2020~2024年)提出的法案为2万5858件,通过的法案为9063件。其中提出法案的96%、通过法案的94.5%为议员立法。据“良好监管市民论坛”发布,第22届国会开院以来至今提出的法案为1万6150件,其中监管类法案为5380件。相当于每周提出172件,其中57件为监管类法案。

无论提出多少法案,只要经过充分沟通后通过,提案数量本身并非问题。但是否得到了充分讨论呢?

2020年国会17个常任委员会举行的公听会仅有24次。相比之下,美国国会同期召开了约1500次立法听证会。有必要反思,在迅速处理堆积如山的提案时,是否省略了充分的审查。“Tada禁止法”至今仍被认为限制了出行产业的成长机会;《化学物质评价及登记法》以过高的标准加重了中小企业负担,10年后才得以放宽。这些可视为善意立法无意中导致过度监管的案例。

怎样才能降低过度监管的可能性?需要冷静审视立法波及效应的制度性装置,经济界与市民社会应积极要求以下三项课题。

第一,议员立法也应像政府立法一样引入事前监管影响评价。依提案主体不同而适用不同程序并不合理。应以科学比较成本与收益的资料来支撑国会的审议。恰好,将监管影响评价义务化的国会法修正案正搁置于国会运营委员会。

第二,应确立以立法的“质”而非“量”评价议员的文化。可先从包含重要新设监管的法律开始试点,测量政策效果。目前对议政活动进行评价并公布的市民团体若与经济界的研究机构合作,将会产生效果。

第三,应研究在国会内设立评价立法事前、事后影响的“立法影响评价院”。在议员立法占95%的现实下,若由中立的专业组织提供监管影响分析,常任委员会便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新的立法或许是一种可能产生类似眼镜蛇效应副作用的假设。假设应尽最大限度加以验证。因为好的监管不是“多的监管”或“快速制定的监管”,而是“设计良好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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