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伊朗的战争引发的高油价冲击,已持续一个多月震动全球。国际油价暴涨不只是改变加油站的价签。作为石化基础原料的石脑油供需出现障碍,工厂停产,其余波正蔓延至塑料膜、塑料制品等日常消费品。除了金融与产业等宏观经济冲击波之外,我们不经意间拿起的包装材料、一只外卖餐盒,其实都与国际局势和能源市场深度相连,这一点令人重新警醒。
说现代文明实质上是“石油文明”并不夸张。从每天早上睁眼后手中拿起的牙刷,到夜里入睡前放下智能手机的那一刻,没有塑料的生活难以想象。这种便利的背后,前提是“廉价原油”。当高油价动摇了这一前提,我们才终于面对现实:塑料是有限资源,且可能成为国际政治的人质。
然而我们应对危机的姿态却令人费解。比起思考如何减少垃圾本身,先出现的是提前囤购垃圾袋的行动。虽不能责怪积极参与回收的人们,但维持消费似乎优先于节约,这让人感到遗憾。在占垃圾大部分的一次性用品方面,我们已背负着尴尬的记录。人均塑料消费量每年200公斤,居世界第一,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4倍。人均塑料袋使用量也达每年533个(以2020年为准),远超欧盟(EU)国家平均(200多个)和德国(100多个)等。
这种现象除个人道德之外,社会结构性因素也很大。单人家庭的扩散使包装单位被细分,这直接导致包装材料用量激增。快递、凌晨配送、即食食品的日常化在最大化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塑料大国”的恶名。尤其是,尽管对环保的关注提高、分类投放也已生活化,现实却不同,原因在于行动的方向停留在“使用之后”。实际分类投放的废弃物中,回收利用比例不足20%,这一事实说明了问题。归根结底,“扔得好就行”而非“少用”的信念,起到了一种赦罪符的作用。
消费者要求越来越快、越来越便捷的服务,企业则以满足这种需求为名使用更多包装材料。在这一恶性循环中,塑料使用量没有减少的空间。加之政府政策摇摆不定,损害了消费者的信任。一次性吸管和杯子使用限制等曾雄心勃勃推出的监管,在现场反弹和政务判断面前反复被推迟或撤回。气候能源环境部长官在垃圾袋风波面前,偏偏省略了一次性用品的节制,只强调“计量制垃圾袋充足”的供应稳定,同样令人遗憾。就连政府似乎也只关心怎么扔,而不是要减少多少。
韩国是世界第八大能源高消费国。人均消费量达OECD平均水平的1.7倍。但由于缺乏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进口依赖度超过90%,能源自给率仅为16%。这是比任何国家都更易受高油价冲击的结构。真正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前每桶仅70美元左右的国际油价,很可能持续维持在100美元以上。因为即使战争结束,被提及甚至要收取数十亿韩元通行费的霍尔木兹海峡的不稳定性,以及中东被破坏的炼油基础设施,都预示着能源价格的“新常态”。
归根结底,政府应从能源安全层面重新设计政策,企业应提高生产结构效率。同时国民也应思考拒绝不必要的包装、选择可重复使用产品等“不便的习惯”。节约用电和扩大公共交通使用也是同样的脉络。政府也有必要打出强力的需求管理牌,例如把仅适用于公共部门的车辆5部制等扩大到民间。如今是我们该自问的时候了: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便利究竟从何而来,是否可持续。应让少用能源的小小实践,连接成整个社会的“巨大转型”。期待高油价时代国民做出微小却伟大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