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31 | 김정곤 논설위원

[清论直说]“不确定性叠加的时代……需要企业能切身感受到的监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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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是企业经营极为艰难的时期。伊朗战争等内外部不确定性令人难以看清眼前一步,而在人工智能(AI)转型、Commercial Act修订与劳动市场剧变之中,为生存所需的投资也无法推迟。对经营者而言,其苦恼恐怕前所未有。宏观经济专家、三一PwC经营研究院院长崔载荣30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诊断称:“这是在既有不确定性尚未消除之前,又有新的不确定性到来的不确定性叠加时代”,“对企业来说,是在迎着狂风暴雨航行的同时,还必须更换面向未来的增长引擎的艰难处境。”他强调:“克服危机的解法,最终要从振奋作为生产主体的企业士气、让其恢复活力中寻找”,“政府应以企业能够切身感受到的监管革新,支撑其投资意愿和创新能力。”

—中东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长期化。

△此次中东局势给新政府成立后获得动力、开始走上升势的我国经济浇了一盆冷水。最重要的是,它对作为我国经济根基的能源体系造成直接冲击。问题不仅限于原油。石脑油、尿素、氨、液化天然气(LNG)等主要石化原料的整体供应出现障碍,海上运输体系本身也在动摇。这不是单纯的价格上涨问题,而带有必要物资无法按时到货的物理性供应中断性质,与过去的油价暴涨不在同一层次。

—企业的不安似乎越来越大。

△以石化产品为原料的多个产品群可能出现供需不稳。像尿素水这样的必需品目,紧张感也势必上升。很可能导致企业生产受阻和出口压力,也可能成为今年增长走势的负担因素。再加上金融市场和汇率不稳,整个经济的紧张感进一步加大。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受阻、汇率波动同时发生,企业将面临成本负担与不确定性,家庭也必然感受到物价上涨压力。应视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全面产生复合影响的重大风险。

—若要举出影响我国经济的另一变数。

△市场视线集中在中东,但也需要一并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同时多发的可能性。台湾海峡、俄乌战线进一步扩散,再加上美国对外政策变化相互交织,市场波动性可能进一步加大。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及随之而来的政策路径变化也是值得关注的变数。美国中期选举不是单纯的政治事件,而可能左右通商、关税、财政、对外政策的整体方向。根据选举结果,美国目前推进的政策的力度和速度很可能发生变化。

—围绕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似乎也不小。

△目前全球资产市场表面上在支撑,但很难说其基础十分稳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在金融稳定报告中,将高资产价值、国债市场压力、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张列为主要脆弱因素。特别是警告称,拥有私募信贷、房地产及各类流动性结构的非银行领域的压力,可能向银行业和实体经济传导。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流动性收缩与信用紧缩将从何处开始。

—如何诊断韩国经济状况。

△韩国经济在政府的景气应对、半导体景气改善、消费复苏相互交织之下,呈现温和复苏走势。政府也提出今年2%左右的增长和以战略产业为中心的增长战略,韩国银行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同样将半导体与内需复苏视为重要复苏动力。不过除半导体外的制造业生产仍不强劲,建筑业低迷持续,若外部冲击加大,复苏势头可能比想象中更容易动摇。今后的关键看点,不在于景气复苏势头能否延续,而更在于对外不确定性会在多大程度上损害这一复苏。

—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滑也令人担忧。

△潜在增长率已降至1%区间,且不少人担忧今后还可能进一步下降。人口及劳动市场的结构变化正在制约增长潜力,仅靠过去的增长方式局限明显。过去十多年是未能充分把握结构改革良机的时期。尽管中国的追赶、产业格局变化、人口减少等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却存在安于制造业成功的一面,伴随痛苦的改革被不断推后。结果是集中于部分品目的出口结构、脆弱的内需基础、累积的僵尸企业、生产率下降问题一并堆积。

—应如何渡过危机。

△新政府上任后政策执行速度加快,这无疑是积极的。此外,AI可能成为提升生产率的新契机。如果劳动力减少是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核心原因,那么妥善设计AI与人的协作,可能成为提高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必须营造企业能够投资和创新的条件。结构调整也不能再拖延。不过,政策变化若过于急剧,企业和产业生态可能难以适应,因此需要兼顾速度与顺序的方法。

—作为经营研究院院长,对企业有何建议。

△我强调的是,在全球游戏规则正在改变的时期,比短期景气波动更重要的是对脉络变化的洞察力。越是这样的时期,越要同时准备“为生存的防守战略”和“为增长的进攻战略”。不确定性加大时,企业大多会集中于防守,因为首先必须生存。但如今仅仅坚持并不够。因为若无法打造新的增长模式,在不远的将来可能被市场淘汰。在彻底应对不确定性的同时,不停止为未来增长的投资与转型,这种均衡战略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如何制定为生存的防守战略。

△首先需要对不确定性进行对冲。在油价和汇率波动性大的环境下,现金流管理必须成为经营基本,利用远期外汇或期权等进行汇率风险管理也不是选择而是必须。能源成本同样应通过重新审视长期供应合同和能效投资来提前应对。此外,将供应链、市场、生产基地过度集中于一处的结构已不再可持续。如今不能止步于准备A计划和B计划,而要具备能够根据形势变化随时及时制定和调整计划的能力,并同步推进供应链、市场和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若要提出面向未来增长的进攻战略。

△AI转型、数字化、碳中和应对等拐点性技术正同时出现,在全球秩序重组中,收益来源本身也在移动。这样的时期,仅靠“要做好什么”的供给者中心思维并不够。“如何更准确地满足需求者的欲求”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洞察要重要得多。也需要对整体商业模式重新审视。必须冷静地重新检视既有的收益结构、成本结构、客户接触点、伙伴关系结构在当前环境下是否依然有效。

—企业最希望政府做什么。

△从现场看,对新政府的政策推进力和执行力本身,总体上评价积极。不过,对于试图在短时间内一并解决长期累积课题的做法,感到压力的企业也不少。市场和产业是长期形成的一个生态系统,速度过快会使现场难以适应,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治理结构改善或劳动制度改革也应从同样脉络看待。短期内可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向资本市场发出积极信号,但只有同时考虑企业中长期维持竞争力和实现增长的条件,才能转化为可持续的成果。

—监管改革应如何进行。

△企业长期以来一贯诉求的是,同时解决过度监管与监管空白。就既有产业而言,每次出现问题就以监管应对,导致监管随时间推移不断累积。在现场,甚至连存在理由都不明确的监管复杂交织,出现制约企业创造性活动和迅速决策的情况。在新产业、新技术领域,制度跟不上现实,反而无法开展业务的悖论情况也频繁发生。企业对政府的期待很简单:对不合理累积的监管果断整理,对新产业提供更灵活、更迅速的制度支持。

He is…

1965年生于釜山,毕业于布尼尔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通过第31届行政考试进入公职,之后历任企划预算处财政政策科长、韩国企划财政部财政企划局长、国民经济顾问会议支援团长等职。他统筹了我国首个长期规划“愿景2030”的财政推算,在担任经济危机监测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院长期间,为早日克服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作出贡献。现任三一PwC经营研究院院长,从事产业分析与企业咨询活动,著有《汇率秘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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