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一季度能够签下史上最大规模的技术出口合同,得益于政府的全力支持。中国政府通过缩短药物审批审查时间等放松监管措施,为新药开发的“速度战”提供助力,同时通过吸引优秀人才夯实了创新新药上市的基础。然而同期韩国的技术出口合同规模创下近5年最低值。国内生物产业正因3年前生物投资寒冬的后遗症而陷入候选物质空白期,处境艰难。
据业界31日消息,中国生物企业今年一季度接连与全球制药公司签订大型技术出口合同。中国石药集团今年1月与阿斯利康签订规模达185亿美元(24万亿韩元)的减肥治疗药技术出口合同,为今年公开的全球制药与生物合作合同中规模最大者。中国信达生物制药也在今年2月与礼来签订规模85亿美元(13万亿韩元)的抗癌与免疫治疗药共同开发合同。中国生物制药本月初以15.3亿美元(2万亿韩元)向赛诺菲技术出口血液肿瘤及免疫疾病治疗药。
中国不仅在合同规模上,在质量层面也在扩大存在感。每笔合同无需返还的首付款(upfront)从2022年平均5200万美元增至2025年1.4亿美元,今年更超过1.7亿美元,3年间增长逾3倍。首付款通常被用作衡量技术实力与谈判能力的指标。新韩投资证券研究员河宪浩表示:“中国的新药开发项目正凭技术实力而非价格吸引力获得认可”,“这正是全球制药企业即使提高可能沦为沉没成本的首付款,也要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背景。”
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被视为核心成长动力。中国将创新新药的有条件批准与优先审查制度法制化,并缩短临床试验审批时间,大幅简化许可流程。自2005年起通过“千人计划”吸引来自全球制药企业与学界的优秀人才,迅速提升了临床开发与业务开发能力。有评价认为,其结果是信达生物制药、百济神州等创新生物企业与全球大型药企达成了大规模合作。
政府的全力支持直接带来进入临床阶段管线的增加。韩国生物协会副会长李承奎表示:“全球制药企业在引进技术时最重视的要素是以人为对象的概念验证(PoC)数据”,“韩国处于临床前阶段的管线比重较高,而中国进入临床阶段的比重高,在成本与速度方面也具竞争力,因此受到青睐。”
但韩国正饱受3年前生物投资寒冬的后遗症之苦。有分析认为,当时投资萎缩导致研发(R&D)链条中断,如今已进入可供技术出口的候选物质枯竭的“空白期”。一位生物企业代表说明:“从获得A轮投资到技术出口通常需要3至5年,3年前资金链枯竭,许多企业中断或缩减了候选物质开发”,“连有过技术出口经验的企业也无法开发后续物质,只能‘含泪吞芥末’地从外部购入已进入临床的候选物质。”据韩国创业投资协会数据,生物与医疗领域创业投资(VC)新增投资在新冠特殊需求推动下于2021年达到1万6770亿韩元的峰值,随后因全球加息等因素一路下行,到2023年减少至8844亿韩元。
国内企业的战略变化也被指为技术出口低迷的背景。一位生物企业研究所所长表示:“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为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趋向于在进入临床1期、2期后再进行技术出口”,“这就是近5年每年都公布技术出口合同的Ligachem Bio(141080)去年没有消息的原因。”Ligachem Bio目前以提前实现“VISION 2030”为目标,推进每年确保3至5个新ADC候选物质并推进其进入临床阶段的战略。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仅凭一季度数据判断今年整体走势尚早。制药产业战略研究院院长郑允泽指出:“中国目前主导技术出口大交易是事实,但技术出口合同波动性很大,加上韩国去年创下历史最大技术出口规模,还需再观察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