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初衷再好,如果套用无视现实的一刀切标准,就会变成一件不合身的衣服。”
这是围绕今年7月起将实施的“合计3%规则”,上市国企及学界内外流传的说法。此前,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上选任身为公司内部董事的审计委员时,大股东与特殊关系人的表决权合计最高被限制为3%;而从今年7月起,选任身为外部董事的审计委员时也将合计限制为3%。该制度旨在防止大股东把符合自己心意的人安排为审计委员,从而使内部监督制度形同虚设。业界评价认为,对于存在大股东家族侵占私利等问题的民营企业而言,这将是更强有力的制衡装置。
但把视线转向上市国企,情况就不同了。有人质疑,对以公共利益为目的运营、同时又在股票市场上市的这类特殊形态企业适用与民营私企完全相同的制度,是否一概合理。
上市国企与私企在治理结构及决策体系上天生不同。与需要担忧大股东独断人事权的一般企业不同,国企必须经过高管推荐委员会这一制度性过滤装置。在选出审计委员之前,独立组成的委员会会从多角度彻底审查候选人的资格、履职能力与公正性等。这意味着大股东随意安插“橡皮图章式审计”的结构性空隙比民营企业明显更窄,甚至已被阻断。
一位国企相关人士表示:“在高管推荐委员会这一公共审查系统已经运作的情况下,还机械地把3%规则适用到上市国企,我认为属于过度监管”,并称“这就像并非同一种疾病却一律开出同样的处方”。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整齐划一的监管可能带来的反作用。本应以公共目的、从长期视角稳定运营的国企,可能趁大股东表决权被束缚之机,暴露于被谋求短期获利的外资投机资本或对冲基金过度左右的风险之中。
这也可能影响政府的政策基调。例如,作为韩国电力公社、韩国天然气公社等上市国企大股东的政府,若以稳定物价为由推动冻结各类公共费用,而小股东以损害企业价值为由高声反对,就可能出现不得不接受基于成本的费率上调的局面。
当然,即便是上市国企,只要立足于资本市场,市场监督与透明度的保障就是必需的。但没有理由认为其方式必须是与私企相同的“机械比例”监管。有必要在强化高管推荐委员会等既有公共控制装置独立性的方向上完善制度,同时就3%规则的适用考虑制定灵活的例外规定。
希望各方考虑到,任何制度只有契合其适用对象的特性并扎根下来,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