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30 | 노우리 기자

[率先垂范] 安全的国家,危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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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警告工业文明自身制造出的“被制造的风险”。他的洞见是:技术越精巧,风险越不可见,并向整个社会扩散。这一判断在经历快速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今日韩国社会依然有效。

韩国国内的安全制度细密程度甚至超过国际劳工组织(ILO)标准。仅看法律与制度,韩国无疑接近“安全的国家”。然而法令完善并不等于事故减少。规范的完备度与现场高企的事故率同时存在,这一悖论正是我们面对的“安全的国家、危险的社会”的现实。

《重大灾害处罚法》以“违反义务→发生灾害→证明因果关系”的结构严格追究经营责任。如果企业只专注于形式性履行义务或事故之后的法律抗辩,技术性、工程性预防的空白便无法填补。

海外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化工厂气体泄漏事故中,尽管出现了人员伤亡,但因认定企业事前已实施技术上可行的安全措施,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英国的粉尘爆炸事故中,外部专业机构的技术验证与客观的安全管理记录也成为法律判断的重要依据。这表明,决定法律结果的是事故之前的预防水平,而非事故之后的辩护。

这种思路同样体现在英国产业安全规范的核心——“ALARP(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原则中。即是否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力采取了将风险降至最低的技术措施,是判断责任的核心标准。

当今产业现场的风险在数字转型与碳中和这一结构性变化中愈发复合化。新设备与能源系统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也伴随难以预测的风险。加之“黄色信封法”实施等劳资关系环境的变化,工程性、客观性的事前安全措施成为预防冲突的重要基础。安全不再是成本,而是决定企业价值的战略资产,也是ESG经营的核心要素。

归根结底,解决之道在于将内部安全管理体系的实质运转与外部客观验证相结合的“预防结构化”。仅靠处罚力度无法减少事故。所需要的是填补法律缝隙的事前预防实效性。当科学管理、工程性预防以及内外部彻底验证共同运作时,我们才能跨越“危险的社会”,迈向可持续的“安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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