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显现长期化迹象,全球各国对债务负担的担忧正在加剧。为缓解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价格冲击,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大规模支援措施,但相关成本正如雪球般膨胀。
据《华尔街日报》(WSJ)26日(当地时间)报道,主要国家政府为减轻能源价格暴涨对家庭的冲击,接连出台应对措施。美国佐治亚州推出了每加仑33美分的汽油税免征措施,其他州也在研究类似举措。英国对部分群体提供取暖燃料费补贴,韩国、日本、中国等则引入燃料价格上限制度。这种方式限制炼油企业和加油站可收取的价格,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
问题在于,这类政策正进一步挤压本已脆弱的政府财政空间。经历新冠疫情与俄乌战争后,各国财政状况已大幅恶化。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全球公共债务去年首次突破100万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再叠加应对能源冲击的成本,对国家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再度升温。
尤其是美国,由于还要加上战争开支,负担预计将更为沉重。本财年财政赤字预计达1.9万亿美元,而美国国防部为执行战争又追加申请了2000亿美元预算。分析认为,若在中期选举前再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政府负债很可能进一步增加。
高利率环境也是加重负担的因素。随着主要央行为抑制通胀预计转向紧缩立场,举债成本大幅上升。有评价认为,如今已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扩大财政来应对危机。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指出:“过去25年每逢冲击就靠举债解决的方式,如今已触及极限”,“存在把财政推向极限的风险”。
围绕能源价格上限制度的争论也再度升温。其初衷是通过价格管控减轻消费者负担,但也有批评指出这可能扭曲市场供需平衡。
一些国家已出现副作用。斯洛文尼亚在实施价格上限后因邻国司机大量涌入,限制了每日燃料购买量;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则采取仅对本国国民适用低价的应对方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里卡多·雷斯指出:“价格上限制度在历史上是反复引发问题的政策”,“会给政府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
金融市场也在密切关注财政扩张的趋势。近期美国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国债招标需求低迷,被解读为出于这一背景。在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的国债收益率也飙升至十余年来最高水平。
不过,呼吁政府积极应对的声音也不少。理由是为防止能源冲击演变为长期经济衰退,政府应先发采取行动。近期公布的指标显示,能源价格暴涨已在一定程度上拖累经济活动。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副教授伊莎贝拉·韦伯强调:“即便战争立即结束,也需要尽可能迅速的政策应对”,“就目前而言,稳定物价和防止产出下降比财政健全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