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地方选举已进入70天倒计时,中央政府和政界不仅要重新确立地方政府的职能与角色,也应重新确立地方议会的职能与角色。主要政党为防止地方消亡、克服代议制民主的局限,提出‘市民议会’承诺,使其对地方议会形成制衡与补充,也是有效的办法。”
江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郑正和23日在首尔西大门韩国地方自治学会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地方议会专业性不足,且依附于国会议员和中央政治。”“正如欧洲等地推行市民参与的协商民主,我们也应引入市民议会。”他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系,取得首尔大学行政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韩国日报记者,2002年赴江原大学任教后,历任韩国地方自治学会会长、乏燃料管理政策重新审议委员会委员长、国防部矛盾管理审议委员会委员长。
现任“市民议会全国论坛”共同代表的他所提议的市民议会(市民参与委员会),是指按广域和基层单位通过随机抽签选出市民代表,赋予其对主要政策、预算和矛盾事项的事前协商权限。他建议,兼顾性别、年龄、地区等因素选出的市民提出政策建议案,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自动提交议会审议,并对部分预算赋予决定权等。他解释说:“应向市民议会提供充分信息并建立专家咨询体系,从而保障主要政策的公正性和长期发展方案。”“当然最终由地方议会决定,但市民议会可以带来缓解各地区政党偏向、提高政策接受度的协同效应。”
郑教授提出市民议会的背景是,地方自治恢复已35年,但地方政府自治权不足、地方议会能力欠缺的状况依然持续。在此背景下,截至2024年,全国市郡区中人口减少地区多达89处,地方消亡正在显现。尽管如此,地方议会因权限受限,加之部分议员素质和专业性不足、公荐腐败与越轨行为,未能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制衡。甚至有些地方行政首长反而在议会上对议员施压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外现实是,地方政府首长与地方议会多数党相同则形成“私下勾结”,不同则只有激烈矛盾。他指出:“地方议会缺乏专业辅佐人员和政策支援体系,在预算、机构、人事方面对地方政府依赖度高。”“这样怎能切实履行预算监督、条例制定、监督执行部门的职能?”他接着建议:“部分广域、基层议员倾向于执着于政治忠诚,而非解决地区问题。”“应透明推进公荐过程,今后广域议会要引入中大选区制、基层议会要限制政党公荐,必须作出这样的决断。”他一贯主张,除详细公开各议员的议政活动外,还应通过市民议会激活政策提案、居民投票和地方议员罢免。
郑教授表示:“尽管许多事务已下放地方,但实际财政、政策决定、监管与人事权限仍集中于中央政府,仍停留在‘形式性自治’。”他诊断认为,这是地方政府难以自主设计和执行政策的结构。归根结底,扩大地方条例制定范围、缩减中央审批程序、提高地方税比重、强化地区产业和就业基础、确立居民参与型自治结构被视为解决之道,但实现尚遥远。
相比之下,从海外案例看,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已将随机选出的“市民议会”参与政策制定和修宪的协商民主制度化。瑞士将强有力的财政分权与居民投票结合,由居民直接决定政策。德国地方政府拥有立法权和核心行政权,与中央政府形成横向关系。日本也在扩大因地制宜的权限和财政特例。
针对光州与全南推进合并、大邱与庆北及大田与忠南合并迟滞、全北与江原及济州特别自治道施行等“多层、非对称”广域行政体系,郑教授也强调要制定统一的原则和标准。各地方政府的权限、财政、责任各不相同,应通过法律将自治权限、财政自主性下限、问责机制等标准化。他强调:“只有在共同标准之上各自行使追加权限,才能确保公平性和可预测性。”“应通过绩效导向的转移支付、分区域联合政府、共同政策平台,引导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与竞争;合并型则应迈向把经济、交通、产业一并整合的巨型城市。”
郑教授强调说:“或许本次地方选举将是阻止地方消亡的最后黄金时间。”“应聚焦于提高地方财政自主性、向广域单位下放产业、教育、交通权限、提升地方议会专业性以及通过引入市民议会实现居民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