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23 | 신경립 논설위원

李哲熙:“未来5年是人口结构变化转折点……教育与劳动柔性化迫在眉睫” [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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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四年来重回0.8人区间。这一数字较引发“国家消亡”危机感的2023年0.72人的惊人生育率已连续两年回升,但作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唯一处于“0人区间”的国家,严峻现实依旧未变。韩国代表性人口经济学家、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李哲熙23日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现在的生育率回升能否持续到四五年之后令人怀疑”,“应把出生人口减少视为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着手推进提升生活质量的制度改革。”他指出“未来五年是人口结构变化全面展开的重要转折点”,并建议为化解与人工智能(AI)普及相互交织的劳动力市场错配,“应从今年起启动与教育、劳动力市场柔性化结构改革相衔接的人口政策”。

—近期生育率回升能否视为有意义的趋势转变?

△因新冠疫情推迟的结婚自2021年以后增加,推动了生育率上升。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回升势头能否持续到四五年之后令人怀疑。过去在2000至2003年“生育断崖”之后也曾出现数年的反作用性回升,但未能持久。即便现在生育率有所上升,也尚未恢复到2021年(0.81)的水平。在阻碍结婚与生育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住房条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微弱回升后再度转跌的模式有可能重复出现。

—要实现趋势转变,需要哪些政策支撑?

△由不生转为决定生育的人,是有一定生育意愿且条件也允许的所谓“临界线”人群。此前的政府政策也只是影响到处于临界线上的中上层。但要从根本上提升生育率,必须改善远离临界线人群的条件。就业要稳定,教育负担要减轻,住房问题要解决。即便无法立刻解决所有问题,至少需要给出未来可以改变的愿景。虽然目前对政府房地产政策的批评声很多,但比起什么都不做,有所尝试会成为无房青年希望的开端。在教育、就业问题上,也需要让民众相信政府在持续努力。

—过去的低生育率政策屡屡失败。今后人口政策方向应如何确定?

△历届政府都把生育率下降视为人口危机的原因,重点放在增加出生人口上。结果为设定数值目标而患得患失,无法推行一贯政策。现在是改变愿景的时候了。应把出生人口减少视为危机的结果,即社会自身问题的产物,并集中精力缓解阻碍生育的各种制约。只有这样才能推行系统而一贯的政策。如果不关心孩子将在何种环境中、能多幸福地生活,社会就必然难以生育。必须朝着维持和提升生活质量的方向改革制度。

—事实上人口问题在某些方面尚未被感受为当下的危机。

△人口结构变化开始全面展开的未来五年左右将成为重要转折点。2015年前后开始的出生人口骤减的累积效应将开始显现,人口结构与社会系统的失衡将被放大。首先令人担忧的是各地区社会服务供需失衡。地方上妇产科、保育设施等基础设施崩塌,可能形成更加回避生育的恶性循环。其次,2000年以后出生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与技术、产业剧变交织的错配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内极为严重。随着AI替代年轻的高技能、高学历、高薪岗位,青年愿意从事的岗位将减少,而低薪劳动力短缺则会加剧。老龄化带来的照护人力短缺也将恶化。今后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词将是“失衡”,而非整体性人力不足。

—AI普及似乎使劳动力市场变化快于预期。

△连专家都感到措手不及。最严重的问题是刚开始职业生涯的青年将遭遇的“同群效应”。意思是恰好在AI全面普及时期步入社会的特定一代,可能长期遭受永久性错配之苦,就像1997年外汇危机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代此后一直被困在低质量低薪岗位上那样。对他们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对更年轻的一代,则应重构新的教育格局,培养适应AI时代的人才。

—AI带来的就业冲击在各代际表现不同吗?

△是的。矛盾的是,50岁以上年龄层大多从事AI暴露度较低的领域,受影响会较小。非正规临时岗位较多的高龄者就业受监管较少、人力需求也在上升,就业前景反而较好。问题在于青年一代。对企业而言,若不通过新招聘培养人力,总有一天“技能阶梯”必然断裂,但现实是如今新招并培养人力负担沉重。要防止市场失灵,政府须从中长期出发,积极推进人力培养、再培训、新招聘支持等就业引导措施。

—从结构上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方案是什么?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柔性化是必须的。在劳动力市场供需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若被困于僵化的教育体系,教育将难以跟上急剧变化的人力需求。要培养新时代人才,需要的不只是教育改革,而是革命。必须确保教育供给的灵活性,构建超越大学围墙的开放体系以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劳动力市场也要能自由转换岗位、通过再培训将人力引入新领域,才能打开更多机会。如今一旦离开职场就很难找到其他工作,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正规与非正规的双重结构也日渐固化。当务之急是建立按生产率和贡献度决定是否录用及薪酬的结构。

—政府正在推进延长退休年龄。

△从2016年60岁退休年龄强制化的案例看,延长退休年龄对青年就业有负面影响。高龄者并不直接替代青年岗位,但在高龄劳动者所得超过其贡献度的结构下,企业会因人力成本负担而减少招聘或转向外包。这并不是反对延长退休年龄本身,而是说必须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应走向有能力者无论年龄多大都能工作、待遇依贡献度调整的体系。

—首都圈人口过密与地方消亡导致的失衡也是问题。

△无法阻止年轻人流向就业前景和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但对不偏好大城市或处于临界线上的人群,其选择可以通过政策努力加以改变。最重要的是就业,而要在非首都圈创造优质岗位,需要有选择、有集中。已经人口流失的地方难以救活,但可以激活条件相对尚可的地区,把它打造成枢纽。通过整合行政区划,在首都圈之外再造两三个宜居地区,据点城市与腹地之间的分工共生便可实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老年群体从20多年前起就在从大城市迁往地方中小城市。要缓解人口失衡,地方政府不应只执着于吸引青年,也应把目光转向中老年群体,推行基础设施整修和支援项目等精细化、细分化的政策。

—现政府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度如何?

△目前看来还不太关注。国内政治剧变、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登场,最近还爆发了伊朗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人口问题只能被搁在后面。但如此持续拖延时间,五年内可能面临大问题。要从根本上重塑人口战略、并与其他结构改革相衔接地推进政策,必须从今年开始。近期人口政策秘书官也已任命,期待接下来会正式启动。今年是重要时期。

—为什么今年重要?

△人口问题是需要综合解决的课题,涵盖缓解失衡、稳定房价、教育改革乃至劳动力市场改革。这类耗时长久的中长期改革必须在政权初期实施才能维持动力。尤其教育改革等若在政权后期推进,很难成功。错过今年,可能会大大延后。

◇He is…

1965年生于首尔,毕业于徽文高中和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后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芝加哥大学人口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自1998年起任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曾任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美国UCLA研究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低生育率与老龄社会委员会委员等,现任首尔大学国家未来战略院人口集群负责人及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著作有《韩国的高龄劳动》《干活的人正在消失:重写大韩民国人口与劳动的未来》《从人口到人:人口危机中的大韩民国全新前行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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