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土交通部与执政党为阻止因实施房价上限制而出现的“彩票式售房”,正推进“住宅债券投标制”的改革与重新引入。
据政界22日消息,共同民主党议员安泰俊将作为第一提案人提出《住宅城市基金法修正案》,内容是在适用房价上限制的地区认购民间住宅时,必须强制购买国民住宅债券。若适用房价上限制的民间住宅售价为周边地区市价的100%以下,债券上限额将由国土交通部与执政党协商设定为低于周边市价的100%。此时通过购买债券回收的收益将以周边地区市价为限。
住宅债券投标制是指在房价上限制下,若周边公寓市价与售价差距较大,则要求购房者购买债券,从而将部分价差收益收归国库的制度。该制度在2006年板桥新城售房时曾实施,但2013年因公寓市价下跌而废止。
去年6月的国务会议上,总统李在明指出了认购者为博取“彩票式售房”收益而蜂拥涌向适用房价上限制楼盘、进而又推高周边房价的问题。安议员在说明法案提出背景时表示:“改革后引入住宅债券投标制,不仅能防止认购需求过度集中,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补充因近期认购存折开户数减少而筹资困难的住宅城市基金财源。”
政府与执政党正推进重新引入“住宅债券投标制”,即当公寓售价与周边市价差距较大时,要求购房者购买债券,把部分价差收益收归国库。此举旨在改善如下状况:虽为稳定房价和保护自住需求者而引入房价上限制,但随着房价大幅上涨,售价与市价之间价差显著拉大,形成了“彩票式认购”。尤其看来也考虑到了这样的批评:房价上限制正成为现金富人的“安全边际”,而普通自住需求者的认购机会却因贷款监管而受限。有观点指出,债券投标制虽有助于筹措公共住宅财源,但在房价走弱时实效性下降,且可能成为滞销因素,因此需要精细设计。
住宅债券投标制于1983年首次引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时期的1998年被废止。此后于2006年与房价上限制一并重新引入并在板桥新城适用,但2013年朴槿惠政府时期房价大幅下跌,因实效性不足而被废止。安议员在说明法案提出背景时表示:“改革后引入住宅债券投标制,不仅能防止认购需求过度集中,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补充因近期认购存折开户数减少而筹资困难的住宅城市基金财源。”
住宅债券投标制的复活之所以被积极讨论,是因为在住房抵押贷款总额受限的情况下,批评之声高涨,认为房价上限制已沦为现金富人的资产增值手段。房价上限制最初是以稳定住宅价格为目标实施的政策,但随着首尔住宅买卖价格上涨等因素,售价飙升,认购市场的门槛随之提高。
去年11月开盘的首尔瑞草区“盘浦Raemian Trinity One”专用面积59平方米户型的最低售价为18亿4900万韩元,而目前认购权转让报价已超过45亿韩元。尽管受10·15住宅市场稳定化对策影响可贷金额仅约2亿韩元,该楼盘一般认购的平均竞争率仍高达237比1。
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在国务会议上也曾表示:“彩票式售房因售价上限限制而与实际市价出现巨大差距,是推动周边房价暴涨的原因”,并提出有必要改革房价上限制地区民间住宅的认购制度。
此次提出的债券投标制修正案,意在由公共部门回收通过房价上限制认购中签所产生的部分价差收益,用作保障居住稳定的公共住宅项目财源。过去实施的债券投标制,是将债券上限额设定为使售价与债券购买损失额(购入债券后立即出售时的预计损失额)之和达到周边地区市价的90%左右。
安议员表示:“将与国土交通部协商,把债券上限额设定为低于周边市价的100%,从而使通过购买债券回收的收益规模以周边市价为限。”他还强调:“修正案下债券投标制的适用范围仅限于适用房价上限制的民间住宅认购,公共出售住宅将继续作为居住稳定手段予以保留。”
方向并非无条件回收价差,而是强化住宅债券的投资属性以引导长期持有。目前国民住宅债券仅剩第1种(期限5年、年利率1%),投资吸引力不足,强制购买对象在买入后往往立即折价出售,将其视为准税收。安议员表示:“将与韩国国土交通部协商,推出多种期限和利率的住宅债券。”
执政党方面计划通过引入债券投标制防止认购过度集中,并把价差收益用作因认购存折开户数减少而筹资困难的住宅城市基金财源。认购存折数量去年2月为2559万户,上月为2533万户,一年间减少26万户。
据安议员将改革后的住宅债券投标制适用于2020年以后在房价上限制地区以“周边地区市价100%以下”售价出售的23处民间住宅的测算结果,通过债券投标可由公共部门回收的规模估计在1万5000亿韩元以上。这一规模超过2024年国民住宅债券发行额14万1000亿韩元的10%,是可用于公共住宅建设和居住福利等方面的宝贵财源。
但该制度在反复引入与废止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和局限也很明显。房价下跌时,售价与市价的差距缩小,制度效果下降,也不能排除成为滞销因素的可能。有观点指出,虽能阻止价差收益私有化,但反而可能对具备现金动员能力的购房者更为有利。除售价之外还要承担债券负担,对购房者而言存在资金筹措增加的缺点。汉阳大学城市工学系教授李昌茂表示:“当初实行售价监管是为了给新婚夫妇和青年提供机会”,“与其通过强制购买债券来阻止彩票式售房,不如调整售价监管。”
因此,尽管该制度具有抑制过热需求、扩大公共回收、防止过度价差收益的优点,但有观点指出仍需设定具体标准并经过公共讨论,使市场能够在无较大反感的情况下接受政策。明知大学房地产学系教授李相英建议:“既然有第1期新城等过去的适用案例,就应细致分析其效果与副作用”,“尤其需要明确‘周边市价’这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