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侦查与起诉分离为核心原则的公诉厅、重大犯罪侦查厅(重侦厅)新设法案通过了国会门槛。这意味着为取代将于10月2日消失的检察厅、设立负责起诉与重大犯罪侦查的新刑事司法机构,已具备法律依据。但对于检察厅在78年后被废除等国内刑事司法体制的大幅变化,担忧侦查与审判延误、案件被压下等副作用的声音也不少。
据政界22日消息,国会在21日全体会议上以出席167人、反对1票通过了重侦厅法。继20日的公诉厅法之后,重侦厅法也跨过国会门槛,设立取代检察厅机构的法律要件由此齐备。
两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将侦查与起诉分离。重侦厅作为行政安全部下属机构,负责△腐败△经济△国防产业△毒品△内乱·外患△网络犯罪等六大犯罪的侦查。侦查对象还包括扭曲法律罪案件,以及公诉厅、警察、高级公职人员犯罪侦查处(公捜处)、法院公务员在职期间所犯罪行等。个别法律中规定应向重侦厅或重侦厅长举报、委托侦查的犯罪,也属重侦厅侦查对象。公诉厅法明确了检察官的职务:△决定是否提起公诉及维持公诉所需事项△有关申请令状的必要事项△就犯罪侦查与司法警察官吏的协商与支援△向法院提出法令的正当请求△裁判执行的指挥与监督△以国家为当事人或参加人的诉讼及行政诉讼的实施或指挥、监督△犯罪收益追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另一方面,检方对特别司法警察官吏(特司警)的指挥、监督权被废除。
随着重侦厅法与公诉厅法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外界视线自然集中到今后检察官补充侦查权的存废上。因为补充侦查权是废除还是保留,可能对国内刑事司法体制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6条,检察官认为存在犯罪嫌疑时,可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侦查。此外,对于自司法警察官移送的案件,可在不损害该案件同一性的范围内进行侦查。若保留补充侦查权,则可在“法”的框架内进行最低限度的侦查。但若被废除,检察官就只能凭证据等书面材料判断是否申请令状乃至是否起诉。
问题在于,一旦检察官的补充侦查权消失,各种副作用可能层出不穷。法律界内外认为,若保留补充侦查权,则对警察的令状申请、执行指挥权以及对特司警的侦查指挥权消失所带来的侦查延误等副作用,可以得到充分缓解。即通过补充侦查弥补证据等法律上的不足,从而防止所谓案件“乒乓现象”。相反,若废除补充侦查权、仅保留补充侦查要求权,则不仅会导致侦查延误,还可能加剧案件被压下等副作用。
一位熟悉检警等侦查情况的法律界人士指出:“此前检方可以对警察申请的令状提出补充意见等进行指挥,但今后只能凭(警察)移送的记录判断是否向法院申请令状以及是否起诉”,“在扭曲法律罪已经实施的情况下,仅凭阅读证据等书面材料就决定是否申请令状或起诉并不容易,因此不仅担心通过补充侦查要求出现案件乒乓,还担忧案件被压下。”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检察统计系统数据,去年逮捕令状申请件数为2万7897件,其中获批2万1862件,批准率为78.4%。仅在2018年批准率还为81.3%,目前已降至70%区间。
因检察官侦查指挥权被剥夺而导致的特司警侦查空白也令人担忧。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通过外部委托发布的《2024年特司警业务处理现状及绩效指标分析》,2024年检察官对特司警的侦查指挥件数为4万4083件,约占全部移送件数(7万2835件)的50%。特司警案件移送率高达91.0%,但起诉率仅为42.1%,且其中86%为简易起诉。
一位熟悉特司警情况的法律界人士批评称:“即便侦查指挥消失,只要保留补充侦查权,从法律层面看起诉等案件处理仍可顺畅进行”,“但若补充侦查权被废除,检察官就只能凭被评价为工作年限短、法律专业性略显不足的特司警提供的证据等材料来处理案件。”有观点指出,最终只会不断提出补充侦查要求,导致侦查期间拉长,部分案件甚至不予起诉,案件被压下的损害将全部转嫁给国民。根据《2024年特司警业务处理现状及绩效指标分析》,特司警总人数为2万161人,其中工作年限不足3年者高达82%(1万6478人)。其中不足1年者为9671人,占整体的48%。相反,具有3年以上工作年限者为3681人,仅占18%。
一位劳动领域律师表示:“特司警起诉率偏低的原因之一,是拖欠工资等劳动案件占多数”,“此前一级由劳动厅劳动监督官、二级由检方通过和解等程序收尾,但今后若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消失,这类程序无法妥善执行,案件可能被埋没,或者本不该上法庭的案件反而被送上审判,副作用只会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