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侦办超过7万件案件、全国2万余名特别司法警察官今后将在没有检察机关指挥的情况下处理案件。相当多的特别司法警察侦查经历不足1年,还要兼顾一般行政工作,对侦查出现空白的担忧正在加大。
据国会和法律界21日消息,国会前一天在全体会议上以共同民主党主导通过了公诉厅法。据此,今年10月公诉厅成立后,检察机关将剥离侦查权,只承担起诉和维持公诉的职能。在此过程中,检察官对特别司法警察的指挥、监督权也一并被废除。这意味着此前检察机关在特别司法警察侦查过程中所做的法理审查和程序控制将消失。
特别司法警察在环境、食品、劳动、交通、金融、知识产权等需要专业性的领域负责民生案件。截至去年,全国特别司法警察为2万1263人,他们在2024年侦查并移送的案件达7万2835件。其中4万6083件经过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也就是说,全部案件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判断和补充后处理的。
法律界担忧,一旦检察指挥消失,特别司法警察侦查的疏漏和混乱可能难以避免。侦查经验不多的人员必须独自判断法律适用和是否移送,案件处理的准确性与一致性可能动摇。尤其有意见指出,特别司法警察处理的案件集中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侦查能力下降最终可能导致民生受损。
不懂公诉时效而错失起诉
例如,庆南居昌、陕川、咸阳郡厅的特别司法警察官在本可确定嫌疑人罪名立案的情况下,未经检察官指挥自行终结的案件多达94件。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近期在检查这些地区特别司法警察业务的过程中,共确认了294件疏漏事例。调查还显示,从其他机关移交过来却未正式登记为案件的情形也多达200件。
20日,国会通过了包含删除检察官对特别司法警察官侦查指挥条款等内容的公诉厅设置法案。法律界对特别司法警察侦查一线将不可避免出现相当混乱的担忧正在加大。特别司法警察在34个部门和17个地方自治团体有2万余人活动,在环境、食品、兵务、知识产权等领域负责以现场为中心的查处与侦查。此前一直在检察机关指挥下接受法理判断和司法控制开展侦查。检察机关与特别司法警察在申请及执行搜查扣押令、逮捕和羁押嫌疑人、冻结犯罪收益及保全没收等主要侦查程序上一直保持合作。
然而,随着当天法案通过删除检察机关对特别司法警察的侦查指挥条款,法律界内外预计特别司法警察侦查短期内将出现不少混乱。最受关注的问题是,特别司法警察人员绝大多数并非法律专业人士,现场经验也不够充分。
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统计,截至2024年,全体特别司法警察中82%即1万6478人经历不足3年。尤其是中央行政机关所属特别司法警察中约48%的相关业务经历不到1年。通常认为特别司法警察具备侦查专业性的标准是从事司法警察业务2年以上,而去年特别司法警察的专业化率仅为整体的35%。
专职人员不足也很严重。截至去年,全国仅有20.8%的人员专职从事特别司法警察业务。也就是说,其余约80%在兼顾特别司法警察业务与一般行政工作。除中央行政机关外,地方自治团体特别司法警察的侦查专职人员仅为13%左右。
公诉时效管理失败被视为体现特别司法警察侦查脆弱性的典型事例。据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统计,2024年特别司法警察全部不起诉案件中,16%(7876件)被作出“无公诉权”处分。其中相当多被认为是因公诉时效已过而无法起诉的情形。
实际上,去年年底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在检查公诉时效临近案件时,确认涉及147亿韩元的地下汇兑犯罪嫌疑人A某案件长期处于未处理状态。首尔海关特别司法警察2021年以A某下落不明为由,以中止起诉意见移送检察机关,但检察机关随后确认A某曾多次出入境,还查出其身份信息记载错误。此后再次向首尔海关下达侦查指挥进行补充侦查,并在公诉时效届满前的去年12月对A某羁押起诉。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刑事部一位检察官表示:“像无保险驾驶案件那样,特别司法警察承办的案件中超过公诉时效的情况并不罕见”,“特别司法警察也实行轮岗制,连基本的公诉时效管理都未能妥善进行的情况相当频繁”。
法律界认为,尤其是针对重大事故案件或金融案件等大企业或白领犯罪的特别司法警察侦查,必须从初期阶段就与检察机关紧密合作,才能在最终审判中取得有罪判断。对特别司法警察而言,检察机关不只是侦查指挥机关,还承担法律顾问角色,因此也有人预计指挥权被删除反而会加重侦查负担。
实际上也有因非法收集证据争议而导致审判被推翻的案例。2019年11月,韩国环境部特别司法警察在侦办某金属领域大企业委托的大气测定分析结果造假嫌疑时,对咨询公司高管B某进行侦查并扣押了手机,从中获取了约70份通话录音文件。据悉该录音包含B某向韩国环境部下属机构职员等行贿的情形。
但当时法院签发的搜查扣押令将扣押对象范围限定为“与违反环境试验检查法嫌疑相关的电子信息”。尽管如此,特别司法警察未销毁该录音文件而予以保管,1年5个月后才请求检察机关侦查。韩国大法院去年12月认定该录音文件为非法收集证据,认为即便被告人在法庭上认罪也不能作为有罪依据,撤销原审有罪判决,将案件发回釜山高等法院。
一位主要办理劳动案件的检察官表示:“劳动监督官等劳动领域特别司法警察经常侦办工伤事故案件,而侦查对象中相当多是大企业”,“侦查经验不长的特别司法警察在没有检察指挥的情况下独自应对大企业案件,现实上并不容易”。
即便侦查不足,也只能不起诉
公诉厅检察官权限大幅缩小也令人担忧。因为一旦一次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或办案疏漏,制衡装置实际上已消失。公诉厅设置法案中,公诉厅检察官的权限不仅排除了侦查职能,还排除了对特别司法警察官的指挥、监督权以及令状申请、执行指挥权。
随着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为检察官权限的令状申请及执行指挥权被剥夺,检察官今后无法介入警察申请令状的过程。此前检察官通过对警察申请的令状提出补充意见的方式控制侦查,但今后只能依据警察移送的记录判断是否向法院申请令状。原公诉厅法案中包含的检察官侦查中止权和要求排除职务权在最终方案中也被删除,检察官的司法控制功能进一步削弱。
随着检察官权限缩减范围确定,也有预测认为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将不可避免出现相当混乱。代行检察总长职务的具滋炫(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次长检察官)前一天在发给检察机关成员的电子邮件中表示:“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此前为确立宪法上检察总长及检察官的地位与角色、让国民感受到实效、使检察机关成员能够忠实履行本职,在职制设计方面进行了多方努力”,“对此次公诉厅法制定案未在相当程度上反映这些努力,作为检察总长职务代行深感抱歉”。
首先,可对警察不当侦查要求中止侦查的权限,以及重大犯罪侦查厅侦查官启动侦查时须通知检察官的义务条款被删除,有意见指出这将难以阻止错误侦查或案件被掩埋。
还有担忧认为,检察官法理判断进入侦查阶段的通道被堵,侦查与维持公诉两方面都可能出现副作用。对侦查难度高的金融犯罪或技术泄露犯罪而言,若警察侦查不充分,起诉本身就可能变得困难,即便起诉也难以带来实质处罚。依赖受害人陈述较多的性犯罪或针对残疾人的犯罪也可能出现类似问题。
一位部长检察官表示:“尤其金融犯罪或技术泄露犯罪要求侦查人员具备高水平专业性,而这不是短期内能具备的能力”,“拿到不充分侦查结果的检察官,最终只能‘含泪吞下’作出不起诉处分的情况会增多”。
法律界认为,随着检察官的侦查指挥权限实际上被全面剥夺,作为唯一残留制衡装置的补充侦查权重要性进一步提升。是否允许公诉厅检察官行使例外性补充侦查权,预计将在6月地方选举后继续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讨论中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