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皇帝尤利乌斯·凯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杀。自那以来2070年后的今年3月中旬,也有值得警惕的理由。尽管几乎未受关注,但这一时点是国家自我毁灭加速的又一个重大瞬间。彼得森基金会近期预测,美国国家负债将达到39万亿美元。这一预测出现在国家负债突破38万亿美元还不到五个月之时。若当前的放任财政运作持续下去,也许会在单一会计年度内三次越过新增1万亿美元负债这一里程碑。美国国会预算局(CBO)预计,未来10年内国家每年仅偿还负债就需支出超过2万亿美元。各年龄段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是65岁以上的老年层。他们从政府获得的补助越多,与政治的利害关系就越大,因而投票参与率高。同时因为他们拥有强烈的投票动机,意识到这一点的政界便试图强化老年层的福利待遇。去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一个大而美丽的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提高了老年层的标准税额扣除额。这是只面向老年层的待遇。
从医学快速发展和福利受益国家的脉络来看,社会成员整体寿命的延长可能招致毁灭。而且寿命延长意味着每年有巨额财富从一线工作的现役劳动者转移给退休者,因而具有累退性。一生积累财富的退休者总体上比供养他们的年轻劳动者更富有。智库Prime Mover研究所的拉斯·格林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定义为“婴儿潮一代的奢侈共产主义”。他在《美国心智》的投稿中,把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列为国家财政恶化的主因。格林认为,考虑到基本的预算计算方式,今天的政治极化被夸大了。原因在于国家预算的支出结构。全部预算中约75%依法自动执行,如社会保障养老金或国家负债利息偿付。结果两党其实是在为整体预算约15%而激烈厮杀。
这正是当今政治中诸如参加女子体育的生理男性之类文化议题格外突出的原因。曾是政治核心议题的收入分配矛盾,如今不再像过去那样凸显。因为格林称之为“退休国家”的福利国家已经掌控了社会资本的巨大部分。格林期待长期以来被预测却尚未发生的事,即“更多的代际冲突”,但他指出“婴儿潮一代组织化程度高,而年轻世代之间尚未出现更广泛的政治觉醒”。因此,即便在部分家庭每年领取近11.7万美元社会保障养老金、部分医疗保障项目甚至把高尔夫球、果岭费、社交俱乐部、滑雪、骑马都纳入保险支持的情况下,婴儿潮一代也几乎感受不到威胁,安然度日。
托马斯·杰斐逊曾痛斥花掉后代需要偿还的钱是“欺骗未来的大规模诈骗行为”。然而,为资助现在与未来所有公民都能受益的公共品而向未来借钱,本身并非不义。这类公共品,即实物财货(道路、水坝、港湾、国防)与智识财货(教育、科学研究),是使社会具有活力的基础设施。相反,如今被视为正常的欺骗行为发生在:掌握权力的一代以让未来世代承担负担的方式来支付自己消费公共服务的费用。这种做法会累积风险。国内生产总值(GDP)对比的国家负债比率越高,政府应对经济衰退或其他经济冲击的余力就越小。据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数据,过去两次经济衰退时国家负债分别达到GDP的35%和80%。相比之下,目前的国家负债比率为100%。
如果我们已经彻底消除了经济周期,那可以安心。但若并非如此,情况就很严重。正如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指出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不要欺骗自己,而世界上最容易被欺骗的人正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