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两党代表性的资本市场专家、共同民主党议员吴奇亨与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洙敏指出,KOSPI突破5000点后依然稳步上行的韩国股市,其核心动力在于“即便政权更迭,‘价值提升政策’仍得以延续”。他们评价称,超越党派的政府与国会的一贯努力赢得了市场信任,由此形成了资本流入的良性循环。
吴议员19日在国会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民主党推进的资本市场先进化政策不是进步阵营的政策,而是市场的政策”,“尹锡悦政府时期曾对日本的价值提升政策作了详细分析并做好准备,我们接手并加以推进”。他还补充说,“民主党与资本市场相关政策的80%至90%源于此”,“关于资本市场在创新成长中所起作用的解决方案,抛开党派其实差别不大”。
朴议员也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即使政权更迭,韩国能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保持政策的一贯性”,“第一个例子就是价值提升政策”。他接着说,“如今门已打开,在新开启的环境中如何航行,新的挑战正在到来”。他还把“经验”列为引领资本市场先进化政策最需要的要素,并评价称,“(民主党政府在资本市场上的成果)也受到李在明总统年轻时就有股票投资经历的影响”。
在“大转型时代”国会应转向以专业性为中心的“Prossembly”这一点上,两人也达成了共识。吴议员强调,“国会是社会需求的反射体”。
朴洙敏“先扩大企业激励”…吴奇亨“商法修订要快而果断”
在“第一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朝野协商通过的过程中主导各党讨论的共同民主党议员吴奇亨与国民力量党议员朴洙敏一致表示,“关于资本市场在创新成长中的作用,解决方案是相似的”。
两人都是党内屈指可数的资本市场专家,但在获得全面支持之前,都不得不四处向同僚议员游说“价值提升”的重要性,这一点也很相似。吴议员说,“身为初任议员的文在寅政府时期,内部游说失败了”。朴议员则遗憾地表示,“(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存在对改革的抵制,最终未能成事”。
在价值提升的立法优先顺序上,两人出现分歧。朴议员说,“对企业的压力太大,因此应扩大激励”。相反,吴议员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国民力量党似乎在顾虑企业的反对”。
以下为问答内容。
——资本市场领域的政策基调是什么。
△吴议员=民主党的资本市场先进化政策是市场的政策。事实上尹锡悦政府初期在价值提升政策上把握得不错。他们对日本的价值提升政策作了详细分析并做好了全部准备。李在明政府上任后启动Commercial Act修订时,有人冷嘲说“尹锡悦政府做到一半就停了,这真能成吗”。但第一次Commercial Act修订比预想更快更果断地完成,接着又完成第二次Commercial Act修订,认知才随之改变。我认为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国民力量党执政,对资本市场作用的解决方案都会是相似的。
△朴议员=百分之百同意。外汇危机时金融与产业整体被烧毁。此后为突破固化的低增长,资本市场的价值提升变得必要。因此参考日本的案例,由尹锡悦政府开了头。这也是我被投入第22届国会的核心原因。但资本市场改革遭遇抵制,最终未能推进。从保守政权更替为进步政权,唯有“价值提升政策”得以延续,就这一点我也感谢民主党。
——既有相同的问题意识,为何国会未能妥善应对。
△吴议员=我不认为文在寅政府时期做得很有前瞻性。文在寅政府时期我们是执政党,却没能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内部游说失败了。反倒是之后尹锡悦政府的价值提升政策做得非常细密,多亏于此,本届政府上任后我们才能迅速执行。证券公司等市场“玩家”也已经演练过一次。所以市场反应很快。市场也给予配合。去年10月半导体DRAM价格为6美元,今年2月涨到了26美元。谁能预测到呢。也可以说是运气好。
△朴议员=运气好是事实。其实两党在资本市场的专业性和信念上都远远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就是运气好。在股东资本主义领域的哲学、主见和专业性上,不只是民主党,我们党也不足。由于韩国是依靠产业资本主义成长起来的,我们党对产业资本主义的支持、理解和专业性较高。但在培育资本市场方面,我也很孤独。
——为实现资本市场的持续成长,需要什么样的专业性。
△朴议员=需要“做过的人”。李在明总统不是说年轻时就做过股票投资吗。这非常重要。对于经济活动,尤其是股市,哪怕当作学习也应该去投资。这样才会开始研究股市、研究相关企业。我曾参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所以在第一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讨论时就知道这事必须做。执政阵营里,正因为李总统毕竟做过股票投资,才形成了“这个也试一试”的势头吧。需要更多有经验的人。
△吴议员=是真诚。尹锡悦政府大力推进价值提升后不是停了吗。市场失望很大。有人冷嘲新政府“会再做那个吗”。为展现真诚,最初三四个月我们集中推进。取得一定突破后,现在似乎更有动力了。
——为强化这种专业性需要什么。
△朴议员=应把民间经验引入公共领域。与美国、英国一样,我们也已确立为民间主导的经济体制。让(在公职与私企之间轮流工作的)“旋转门人事”成为可能也不错。或者也可以让公共部门参与民间经济活动,从而吸收民间经验。没有市场参与经验的政治人物与官僚相遇,等于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民间。仅靠多引进专家不会有什么改变。民间专家进入国会或政府,一年之后就变成了非专业人士。
△吴议员=有社会需求就会自然反映到国会。国会是社会需求的反射体。政治人物虽被赋予一定的政治选择权,但议题必然不断变化。在资本市场和金融的许多方面,我认为抛开特定政权的问题,另有社会政策层面的标准。我认为可以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展开话语层面的论争。
——第一次Commercial Act修订协商通过后路线出现分歧。原因是什么。
△吴议员=关于第一次Commercial Act修订,因为有价值提升这一共同的关切主题,所以能够达成协议。作为第二次Commercial Act修正案核心的集中投票制,民主党主张实行,但企业方面存在反对。我想是国民力量党顾虑企业的反对而确立了反对立场。
△朴议员=这是平衡问题。我们有壮大资本市场的明确目标,而这里的对象是企业。意思是实体经济很重要。但本届政府上任后强行推进《重大灾害处罚法》和“黄色信封法”以及各类税法修订,吸引企业的因素大幅下降。对企业的压力太大。我的立场是先扩大企业激励,若出现额外需要的情况再修订Commercial Act。
——也有人批评废除背信罪等减轻企业刑罚的立法进展缓慢。
△吴议员=(经济界要求的)经营判断原则明文化以及废除商法上的特别背信罪条款,我们也同意。如果企业和经济团体对此感到满意,那就以此收尾。但经济界提出,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废除背信罪本身,我们正在研究。已决定另行进行替代立法并委托了相关课题研究,但进度不快。说进展缓慢,这种批评完全成立。只能用成果来说服。
△朴议员=太慢了。Commercial Act修正案都通过到第三次了,减轻背信罪的速度却这么慢,让人无法理解。企业的背信罪问题应通过经营判断原则的明文化来解决。废除背信罪本身我不同意。只应以激光方式切除妨碍经营活动的部分。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受托人责任(Fiduciary Duty)。在资本市场上,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等受托人若投资失当,以解雇等方式承担责任即可。
△吴议员=韩国刑法中有数十项背信罪。例如若把企业与100%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当作问题,这更接近民事问题。本不该作为刑事诉讼处理,但至今一直以背信罪加以处罚。互助会中会头拿钱跑了也属于背信罪。这类规定约有100个。至少应筛减到30至40个。
△朴议员=Commercial Act修正案不也是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推进吗。废除背信罪也可以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分阶段进行。不必完美。把能做的部分尽快做起来、减轻企业负担才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