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正在给劳动市场带来巨大变化。生成式AI正在迅速取代白领工作,机器人和物理AI不仅渗入制造现场,还延伸到服务业。尤其是青年就业岗位因AI的出现而被大幅蚕食的现象已成现实,成为韩国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与此同时,将从根本上动摇劳资关系的“黄色信封法”(工会法第2、3条修正案)也开始施行,现场更加混乱。劳动问题专家、高丽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朴志淳16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在AI时代,劳动法、工会战略和社会安全网都必须重新设计”,“尤其是要解决被AI或机器人抢走青年岗位的问题,就必须提高劳动灵活性,缓解雇用与解雇的僵化。”对于本月10日起施行的黄色信封法,他强调:“实际上已打开了无限罢工的大门,在AI时代很可能与劳动市场的变化发生冲突”,“有必要组建总承包与分包共同协议体等,把现场可能出现的谈判混乱降到最低。”
—AI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需要客观诊断现实。必须承认AI实际上正在取代岗位这一事实本身。统计指标已经显现出来,尤其青年层是问题所在。从韩国银行的报告看,过去3年里AI高暴露行业的青年岗位减少了20万个。恰恰是从ChatGPT出现(2022年11月)之后开始的。受冲击最严重的是新增岗位而非既有岗位,也就是青年层。表现为缩减雇用而非解雇。劳动者需要通过学习和经验成长为专业人才的积累时间,但青年若无法进入劳动市场,就只能停留为不熟练者。社会需要对这类就业问题做出深层次应对。
—“劳动”这一概念是否也在动摇。
△是的。如果AI直接执行业务,人类只是检查、复核的水平,那么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个根本性问题:究竟谁才是创造劳动价值的存在。只有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源泉的观点正在动摇。在只有机器人运转的“黑灯工厂”也开始出现的时代,对劳动的定义也必须改变。对劳动的价值与保护必须重新检讨。已经到了构建符合AI时代的新劳动规范框架的时候。
—工业化时代设计的劳动规制存在哪些问题。
△划一且强制的规制如今已不再适用。《劳动基准法》《劳资关系法》等都停留在劳动1.0时代。问题在于无视现场当事人的自主性而一律适用。随着产业现场物理和时间边界日益模糊,劳动正从过去典型的办公室或工厂劳动转向数字平台劳动。既然正在转向以自主与绩效为中心的劳动方式,各项劳动制度也应随之改变。目前被钉死为每周52小时的《劳动基准法》等,也有必要改为可按企业、职种或业务自主决定工时。国家只应设定保障劳动者人的尊严的最低价值与标准,其余应让劳资双方在对等基础上自由设计劳动条件。
—针对因引入机器人而被排除的劳动者有何对策。
△企业今后为强化竞争力,不可避免要把AI或机器人投入生产现场。为因此被挤出的劳动者创造新岗位,应促进机器人技术及管理运营体系技术等,并大胆扩大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投资。归根结底,这需要劳资之间的合作性对话。对雇用青年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激励也很重要。到了思考把雇佣保险模式改为契合AI时代、以新社会安全网形式出现的“基本收入型求职津贴”制度等的时候了。
—劳动市场的二元结构该如何解决。
△今后AI时代的雇佣形态中,常用型、正规职、终身雇用现实上已不可能,因此对劳动者保护的观点也要改变。要解决就业问题,就必须把制度改得更有弹性。只有缓解解雇与雇用的僵化,才能给青年、新入职者和不熟练者更多积累劳动的机会。特别是政府应思考,通过引入欧洲等地已在讨论的机器人税或数字税等,如何分配企业因引入AI而获得的成果。需要深思把企业利润与劳动挂钩的混合型社会安全网与劳动安全网共同运作的体系。
—发达国家如何设计AI时代的劳动保护。
△美国和欧洲为应对AI活跃化等带来的就业减少,对机器人或AI获利丰厚的企业课税的主张已逐渐取得共识。其宗旨是筹措强化失业保险和劳动者再培训的财政缴款。当然,这类动向的底层是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的劳动法现代化。韩国也需要通过《AI基本法》等推动企业与劳动的合作以及面向未来的协约。
—民主劳总等工会是否也应改变。
△最近因反对现代汽车引入机器人“阿特拉斯”,民主劳总被烙上了AI时代反叛军或抵抗军的印记。不能进行毫无章法的抵抗与反对。两大劳总尽管拥有庞大的组织力、财力和人力资源,却没有自身对AI时代劳动问题的研究。应从被动转为主动应对。劳总也应积极参与国会、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学界等的讨论架构。不应被劳动意识形态所困而无条件反对,而应率先要求组建共同讨论课题的工作组(TF)。还有4至5年时间,劳总只有改变才能在AI时代生存下来。否则只能成为有期限的组织。
—在诸多担忧中黄色信封法已施行。
△黄色信封法一言以蔽之,最大问题是包括使用者范围等在内的高度不确定性。尤其分包工会相比总承包属于不确定领域,稍有不慎可能把既有劳资关系彻底焚毁。实际上等于打开了无限罢工的大门。事实上法律一施行,要求与总承包谈判的情况便接连出现。分包在结构上只是一道工序,但可能使整条生产线瘫痪,因此总承包对争议行为可能无法管理。此外,总承包若出面与分包谈判,最终是工资问题,今后雇佣或合同秩序可能大幅动摇也是问题。因为分包工会最终很可能要求总承包直接雇用。
—AI扩散与黄色信封法有何关系。
△黄色信封法最初的出发点是限制对罢工的损害赔偿,但在立法过程中被极大扩张了。从工会角度看,相当于握住了一把罢工万能钥匙。今后因引入机器人而感到就业不安的劳动者,会依托黄色信封法通过工会加以阻止,或增加要求就业稳定的谈判。这自然会在现场以机器人等AI引入时间推迟或发生冲突等多种形式成为绊脚石。但劳动者的就业不安问题同样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企业也有必要制定利用熟练劳动者经验与诀窍的方案。应保障对劳动者的再教育与培训机会,提高AI素养(读写能力),尽可能敏捷地应对变化。
—除劳资之外,是否会引发工会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可能性非常高。总承包与分包结构可能变得多重化、全面化,因此需要将其最小化的方案。最理想的是在总承包层面构建小型的产业别结构,形成一种产业别谈判。这是欧洲式的谈判方式,国内由韩国铁道公社在运行。但总承包工会的反对是必须跨越的山。也存在引发工会间矛盾的余地,尤其在公司经营困难需要结构调整时,总承包与分包工会之间的矛盾有进一步加剧的风险,这一点不容忽视。
—现实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即使现在也应由总承包发挥领导力,组建总承包工会与分包工会之间的协议体,并订为团体协约。为改善分包劳动者的生产率、福利和工资体系而设的“总承包与分包共同协议体”等可以成为替代方案。这样至少能减少现场混乱,形成共生氛围。当然,随之应把使用者范围以厂内分包为中心,并把企业的自主决定权排除在谈判对象之外。企业也需要提高对话的可能性,可参考过去以大宇造船海洋(现Hanwha Ocean)分包工会罢工为契机组建的造船业总承包与分包共生协议会等。
He is…
1966年生于釜山,毕业于圣道高中和高丽大学法学系,后在德国奥格斯堡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曾任韩国雇佣劳资关系学会会长、劳动法实务学会会长、韩国社会保障法学会会长、高丽大学劳动研究生院院长、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委员等。2016年还在劳动法学会上首次提出数字社会岗位减少问题。现任首尔地方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著有《劳动法讲义》《社会保障法(合著)》《通常工资的理解(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