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季学期开设的“安全学概论”,总是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开始。这是为了让学生理解军事战略最基础的概念。“战争是政治(政策)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这是克劳塞维茨的名句,很难找到比这更准确地概括战略概念的句子。所谓战略性,归根结底就是“目标导向”。
一国在与他国的关系中为达成特定政策目标,可以选择外交,有时也可以使用军事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只是多种政策手段之一。重要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希望通过战争达成的政策目标。当明确的政策目标无法控制战争的计划与实施时,就会出现军事上取胜却在政治与政策层面失败的悖论。
若把这次伊朗战争也算进来,美国已经打了三次海湾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是1991年美国主导的对伊拉克战争。当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提出了被称为“鲍威尔主义”的战争战略框架。第一,在开战之前必须明确设定政策目标并获得充分的国民支持;第二,一旦进入战争,就要以压倒性方式使用与达成目标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在政策目标的明确性、国民支持的重要性以及达成目标所需军事手段等问题上,鲍威尔主义几乎完美地以现代方式再现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事实上,鲍威尔在读过《战争论》后曾回忆说:“仿佛有一束来自过去的光照亮了今天的军事难题。”
当时的乔治·H·W·布什(老布什)总统明确表示,战争的政策目标是从突然吞并科威特的伊拉克手中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当战争进展比预期顺利时,要求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舆论迅速升温。但在科威特领土主权得以恢复之际,布什停止了战争。清除侯赛因本身在军事上并非难题,但担忧那样一来与伊拉克处于竞争关系的伊朗可能崛起为地区霸权国家。
布什总统为获得充分的国民支持甚至雇用了公关公司,这一事例广为人知。战争以空战开始,但战争目标是通过压倒性投入地面部队达成的。
乔治·W·布什(小布什)总统2003年以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政策目标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但布什怀有更宏大的目标:通过使伊拉克民主化,把民主扩散到整个中东,从而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经历过9·11恐怖袭击的美国国内已形成支撑战争的充分民意,布什还从国会取得战争支持决议案,努力确保正当性。
空战之后地面部队投入,仅数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便崩溃。然而美军完全撤离却耗费了长达8年时间。因为民主化这一政策目标是仅凭军事手段难以达成的课题。若根除恐怖主义是目标,也没有统计显示战争期间恐怖行为出现有意义的减少。战后正如老布什所担忧的,伊朗崛起为挑战地区霸权的国家。
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担任国务卿的科林·鲍威尔对布什总统说过一句名言:“打碎了瓷器,责任就要由打碎的人承担(You break it, you own it)。”这就是所谓的“瓷器店法则(pottery barn rule)”。这是一种警告:若通过战争摧毁既有体制,就必须为之后的混乱与重建承担责任。事实上布什总统为伊拉克重建付出了一定努力。其结果是,如今的伊拉克至少在形式和程序层面具备了民主国家的框架。
在没有做对国民的说服工作就发动第三次海湾战争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创造了政权更替的机会,伊朗国民起来争取吧。”这番言论在介入“打碎”体制的同时,把此后的责任推给毫无准备的国民。
此后,构建新中东秩序、消除“迫在眉睫”的威胁、彻底废除核能力等目标被杂乱无章地一一列出,却看不到对达成这些目标的适当手段的考量。先说不投入地面部队,又改口说必要时可以;说要利用库尔德势力,又予以否认,反复摇摆不定。
这与先设定目标再选择手段的战略行动相去甚远,更接近先开枪再找靶子的典型特朗普式做法。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正发生在关乎人命的战争中。
大规模屠杀本国国民的伊朗神权体制应当消失,也必须阻止其获得核武器。但如果这是政策目标,仅靠目前这种以空战为中心的军事手段是不可能达成的。若以从根本上削弱或推翻政权为目标,就必须并行推进实质性提升并组织化伊朗市民社会抵抗能力的非军事路径。单纯的军事打击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
伊朗核问题没有“好的解法”,选项始终介于坏方案与不那么坏的方案之间。与伊朗的核协议虽“像瑞士奶酪一样满是漏洞”,但仍是比空袭“不那么坏”的选项。对伊朗核问题而言,除了并行推进核谈判、强制外交与制裁以最大限度限制其核能力之外,现实的替代方案并不多。相反,此次空战之后伊朗的市民运动很可能萎缩,神权体制将更加强硬。对核武器的执念将被强化,而美国为这种执念赋予了政治正当性。
如果伊朗战争的政策目标是神权体制的崩溃与核能力的清除,那么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军事和战术成果,美国或许在政策与战略层面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