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1

[开放松岘]可能成为恶劣先例的虚拟货币交易所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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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资产交易所是民间领域孕育出的技术创新产物。然而政府突然将交易所称为“公共基础设施”,并正在研究参照金融机构对“大股东持股比例设限”,由此引发激烈争议。

此类举措乍看似在追求市场稳定。但对大股东持股的监管直接限制了股东所拥有的核心权利——“控制权”与“处分权”,其中隐藏着威胁宪法所保障私有财产权根基的危险逻辑。“公共基础设施”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适用的“魔法词汇”。传统意义上的公共基础设施,是指像获得国家独占经营权的银行那样募集客户资金,或投入巨额公共资金的领域。

虚拟资产交易所是通过民间创造性构想与承担风险而自发成长起来的“民间商业”,与银行不同,不具备资金筹集功能。仅因市场规模扩大,就给民营企业套上公共基础设施的枷锁、适用溯及立法形式的监管,将留下国家可依需要随时干预民间所有权这一超越宪法的恶劣先例。

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全体国民不因溯及立法而被剥夺财产权。”过去虽有公务员年金法修改或土地超额收益税法等溯及立法的案例,但那只限于“存在极其重大公益理由的情形”这一例外。作为股份公司的交易所股权集中,也有作为责任经营依据的一面,是否可将其视为国家必须介入的“极其重大公益理由”,令人质疑。

宪法第15条规定:“全体国民享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既是我们生活的经济基础,也是自我实现的核心,旨在维护人的尊严。宪法第23条第1款规定了“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股份公司的股东自由持有自身持股并作为所有者行使权利,是财产权的本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核心。宪法第37条第2款明确规定,即便限制国民的自由与权利,“也不得侵害其本质内容”,从而确立了“禁止过度原则(比例原则)”。

所要实现的公益与所受侵害的私益之间必须取得适当平衡,并应选择实现目的所需侵害最小的手段。市场不透明或大股东谋取私利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运营层面的监管、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严格的事后处罚等加以解决。尽管如此,却直接触动作为企业根基的“持股结构”本身,正面违背了禁止过度原则中的“最小侵害原则”。

据称,执政党与政府考虑到舆论恶化,正在研究持股上限20%、宽限三年的方案。宽限三年并不会改变问题本质。当下不应强行涂上“公共”色彩,而应思考既尊重私有财产权、又能强化市场信任的有效运营监管。

试图按国家口味重塑企业所有权治理结构,只会阻断技术创新、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引发与外国资本之间的逆向歧视问题,蚕食国内虚拟资产产业的竞争力。监管不应是束缚创新的镣铐,而应成为助力安全航行的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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