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9 | 여론독자부

安全常备药品在药店外销售,讨论需要转向[李柱烈的创新国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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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常备药品药店外销售制度于2012年由韩国保健福祉部引入,旨在缓解药店或医院关门的深夜时段及公休日购买药品的不便,并提高医疗空白地区的医疗可及性。根据药事法最多可指定20个品目,但目前仅允许销售13个品目。

遗憾的是,我国的安全常备药品药店外销售制度自引入后实际上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扩大药品可及性这一公益目标与用药安全及管理监督问题之间的矛盾反复出现,制度改善的讨论屡屡停摆。韩国保健福祉部也因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而未能积极推进政策,制度长期只停留在讨论阶段。

然而,近来全国各地没有药店的“无药村”问题成为社会议题,国会和政府也开始提及重整制度的必要性。可以说,现在正是把政策讨论推进一步的重要转折点。

政策应当在保持积极效果的同时,朝着将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方向设计。但若仅因客观风险的存在就立刻将其定性为“威胁”,政策就很容易倾向于“禁止”这一选择。那一刻,合理的政策判断消失,只剩下确证偏误。我国关于扩大安全常备药品品目的讨论,也有必要反思是否摆脱了这种政策陷阱。

安全常备药品是非处方药中可用于轻微症状紧急使用、并经法律批准可由患者自行判断使用的品目。尽管如此,有关安全常备药品药店外销售制度改善的讨论,却屡屡受阻于列举概率极低的特定副作用可能性、强调制度本身危险性的逻辑。随着政策讨论走向以风险本身的存在为问题的方向,国民药品可及性这一政策本来的目的反而被搁在了后面。

然而,保健医疗政策的作用并不是创造“完全无风险的状态”,而是在将不可避免存在的风险控制在可管理水平的同时,最大化国民的便利。在深夜时段或难以接近药店的地区,因轻症疾病而受苦的国民的现实,仍是需要解决的重要公共卫生课题。如今不应再停留在制度引入初期“在便利店卖药是否安全”的提问上。政策的提问应转变为“如何系统地管理医疗可及性的死角地带”。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复的赞成与反对之争,而是以执行为前提的政策设计。首先有必要基于科学依据重新审视安全常备药品品目扩大的可行性与标准。同时,应制定包括销售环境的管理标准、消费者告知体系、发生副作用时的应对体系等在内的综合管理系统。从海外案例来看,各国也都是在扩大非处方药可及性的同时,通过强化信息提供与监测体系来发展政策。

风险不会完全消失。但是,是因风险而停下政策,还是通过管理能力让制度成熟一步,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解决之道的核心不是“禁止”,而是“管理”。风险的存在不应成为中止政策的理由,而应成为精细制度设计的起点。我国保健医疗政策的水平,不是由回避风险,而是由系统处理风险的能力来证明。

中断多年的安全常备药品制度审议委员会尽快重启并实质运转,可以成为第一步。同时应构建安全常备药品药店外销售制度的管理治理体系,精细设计定期收集、分析销售安全常备药品的便利店相关数据的管理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药师团体也有必要超越单纯的利益相关方身份,作为共同设计现场管理模式的政策伙伴参与进来。

如今,安全常备药品药店外销售制度政策的标准,不应是围绕“是否销售”的消耗性争论,而应是“如何安全地管理”。这是需要成熟政策讨论以同时实现国民药品可及性与用药安全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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