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是学校还是呼叫中心。”
首尔瑞草区某高中教师A表示,每到新学期开始的3月,教务室的气氛就比平时紧张得多。因为围绕分班、座位安排、生活指导等问题,家长的咨询和投诉集中涌来。事实上,开学之后学校现场光是应对电话就忙碌一整天。
A说:“一到3月,年级部就变成了呼叫中心”,“很多本可以由学生自己来问的事情,家长却打电话过来”。他表示:“‘请把我孩子和初中时有过矛盾的学生分到不同班’、‘请告诉我分班考试的分数’这类咨询接连不断”,甚至还有“‘请让孩子坐在某某旁边’、‘请指定一起吃营养餐的朋友’这样的要求”。
A说:“很多教师觉得应对家长比指导学生更难”,“小问题也可能立刻变成学校的责任,这种压力很大”。
随着教育现场的投诉压力加大,有分析认为,在日本率先成为社会问题的“怪物家长(Monster Parents)”现象是否也正在韩国出现。
“怪物家长”是日本教育学者向山洋一在2007年首次使用的词语,他将这类家长描述为“不分昼夜逼迫教师、抛出令人无法理解的过分要求的父母”。
新学期投诉压力……“连活动本身都不愿办的氛围”
在学校现场,由于担心学生安全事故以及家长投诉压力等原因,主要教育活动出现萎缩的氛围。
首尔西大门区某初中教师B说:“以前是先做家长需求调查再决定修学旅行,现在则先征求教师的意见。”他表示:“很多人说,光是备课就已吃力,再要为修学旅行负责压力太大。”
首尔冠岳区某高中教师C也说明:“冠岳、铜雀地区每名学生可获得约20万韩元的修学旅行补助,但物价高涨使旅行费用本身大幅上升”,“由于安全管理负担和家长投诉的可能性,把修学旅行改为各班体验学习的学校也在增加”。
活动缩减的趋势在其他校内活动中也有体现。首尔江南区教师D说:“以前规模很大的运动会,如今也有越来越多学校改为隔年举办,或用简单的羽毛球比赛等来替代。”
教师们切身感受到投诉压力的事例也不少。有的是在课堂上给学生记了违纪分,家长称“无法接受”并提到要采取法律手段;也有家长在上课时间直接到教室来。有人指出,正因如此,教师之间也在扩散“把活动本身减到最少最安全”的认识。
“入学典礼上樱花为什么没开”……出现超常识要求的日本
这类问题在日本早已成为社会争论的话题。日本从2000年代初开始出现“怪物家长”一词,指反复向学校或教师提出超出常识要求的家长。
投诉案例也五花八门。在4月开学的日本,有家长以“入学典礼那天樱花没有开”为由向学校抗议,也有人以“营养餐不好吃”为由投诉。当地报道还提到有“孩子被虫子咬了,学校要负责”的主张。
日本教育现场还报告过这样的案例:初中生因网络赌博输钱,父母主张“学校没有充分教育非法赌博的危险性”,要求补偿损失。把校外发生的学生间争执也说成是学校责任的情况也不少。
这类恶性投诉和工作负担,也导致日本教职界整体的人力紧张。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6日(当地时间)数据,以去年4月学期开始时点为准,全国公立小学、初中、高中及特殊学校比所需教师少了4317人。这约为2021年调查时缺员人数(2558人)的1.7倍,教师供需状况进一步恶化。
文部科学省相关人士向当地媒体表示“教师短缺问题十分严重”。原因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招聘的教师迎来退休期,新任教师报考者减少,而特殊学校和特殊班级却在增加。产假、病假造成的缺员也有影响。
有观点指出,在日本,公立学校教师因长时间劳动和应对家长投诉的负担等,正逐渐成为被回避的职业。事实上,2025学年度公立学校教师招聘竞争率为2.9比1,创历史最低水平。
当地媒体报道,文部科学省正在推进将产育假替代教师转为正式聘用的方案以及改善工作方式等措施,但教师短缺问题仍难以轻易解决。
“怪物家长”背后的日本社会变化
在日本,也有分析认为“怪物家长”现象不只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少子化与家庭结构变化催生的社会现象。
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分析,1970年代以后生育率下降的约70%源于结婚本身的减少。该研究所的《2023年未来人口推算》预测,2005年出生的日本女性终生无子女率将达33.4%。
社会学者荒川和久分析称,到2040年日本单身人口可能达到4930万人,成为“超单身社会”。
日生基础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天野馨南子指出,在这样的社会变化中,过度干预子女的父母正在增多。她解释说:“越是对子女过度执着的父母,越倾向于对升学、就业乃至恋爱过度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