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实施的《重大灾害处罚等相关法律》(重大灾害处罚法)是改变韩国产业现场范式的历史性拐点。在该法实施四年之际,我们应冷静地进行中期检视。这部法律是否如其目的那样正在“结出预防灾害、保护生命的果实”,抑或仍停留于“事故发生时急于寻找处罚对象的事后惩戒工具”?为确保法律实效性,现在正是细致分析四年来现场变化与法理争点的时刻。
最令人鼓舞的成果是经营层认识的转变。过去安全健康被视为现场管理者的附属业务。但随着重大灾害处罚法将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履行情况检查规定为经营责任人(CEO)的义务,许多企业任命了首席安全官(CSO),并新设专职组织等,采取了前瞻性应对。安全已升格为决定企业可持续性(ESG)的核心价值。
然而在积极变化的背后,源自法律模糊性的激烈法律冲突正在展开。特别是围绕“经营责任人”范围的争论依然火热。法律将经营责任人定义为“代表并总管事业、拥有相应权限的人,或与之相当地负责安全健康业务的人”,留下了解释空间。而“或”这一表述也引发了对任命CSO时代表理事是否可免责的解释混乱。
过去四年间,通过尖锐的法律争论积累了众多判决。其中今年2月议政府地方法院对SAMPYO Industry案件的判决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审判部对集团会长作出无罪判决,明确经营责任人原则上为“代表理事”。判决指出,若要认定非代表理事者为经营责任人,须证明其拥有实质性、具体的事业总管权限,并须证明代表理事履行重大灾害处罚法义务显著困难。其意在于,仅接受报告或下达指示尚不充分。不过在韩国大法院终审判决确定之前,法律争论仍将持续。
加剧现场混乱的另一因素是侦查体系的双重性。事故发生时劳动厅与警察同时启动侦查的结构,对被调查者和侦查机关都是巨大负担。由于两机关侦查速度存在差异,移送检察机关需耗费相当长时间,这妨碍了迅速的损害赔偿,并使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长期化。在侦查信息共享体系不完善的状态下,案件处理动辄数年的现实,是削弱司法程序信任的因素。
重大灾害处罚法是我们社会为安全职场必须支付的投资。但如果法律失去明确性,只沉溺于抽象的处罚,企业就会偏重于“免责性文件工作”而非实质预防。今后的立法补充应朝着更明确界定经营责任人范围、具体化经营责任人与CSO责任界限、提高可预测性的方向前进。同时应强化对中小企业的实质性支持措施,改善双重侦查结构,提高迅速性与效率性。处罚只是预防的手段,而非目的。
如今应超越“处罚谁”,回答“如何防止再发”这一本质性问题。期待政府和国会整理模糊的法令,使重大灾害处罚法真正发挥“产业现场安全与生命保护堡垒”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