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04 | 서경IN

6·3地方选举,比起“谁会赢”更该问“地方能否存活”[李香秀的创新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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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026年6月3日举行的全国同步地方选举,并非单纯的政治日程。这次选举是一个重大分岔点,决定地方自治今后能否具备可运转的制度与能力,还是在无法阻挡地方消亡趋势的情况下步入结构性衰退。

地方所面临的现实早已超越危机阶段。根据韩国雇佣信息院的地方消亡风险指数,全国228个基层自治团体中有118个,即超过半数的地区被划为消亡风险地区。2005年这一数字仅为33个,20年间增加了近四倍。更为严重的是,在釜山这样的广域市,消亡风险区、郡的比例也超过40%。地方消亡已不再是农村或郡一级的问题,而是扩散为韩国地区结构整体的问题。

人口结构变化同时挤压财政与行政能力。根据Statistics Korea的未来人口推算,2072年韩国总人口将减少至3622万人左右,而首都圈人口占比反而将上升至53%。相反,非首都圈将因人口急剧外流和老龄化,面临连基本行政服务都难以维持的局面。在这样的条件下,有必要就现行地方自治结构是否真能持续提出根本性质疑。

问题在于,地方自治历史已走过30年,却仍未达到“实质性自治”。制度上自治分权有所扩大,但在实际现场,反复出现权限受限而只有责任被强化的结构。以2025年为准,地方自治团体的平均财政自立度仅为48.6%,基层自治团体更不足30%。国税与地方税比例也维持在8比2的水平,与经合组织主要国家5比5的水平相比,地方的财政自主性明显偏低。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地方政府拿出创意与成果,近乎结构性矛盾。

因此,这次6·3地方选举不应只是追问“谁将成为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应是追问如何重新设计地方政府权限与角色的选举。各地虽不断提出行政区划整合的讨论,但单纯的地区合并无法克服地方消亡。重要的是广域与基层在功能上协作,以及基层政府具备自主规划与执行的能力这样的结构。需要的不是强大的中央,而是能够承担责任的强大地方政府。

同时,自治立法权与自治财政权的实质性扩大是再也不能推迟的课题。只下放事务而不给财源的方式,无法期待责任行政。需要作出果断选择,把权限与财政一并移交,使地方政府能够自主设计并执行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政策。这并非给地方特殊优惠,而是为提高国家整体可持续性而进行的投资。

地方政治的质量同样是本次选举的核心争点。只要地方选举成为中央政治的延长线,提名竞争压倒政策竞争,居民的选择就必然被扭曲。事实上,在地方议会席位大部分被两大政党占据的结构下,多样的地区声音未能得到充分反映。要让地方自治作为生活民主主义运转,还需对选举制度与政治惯例整体进行检视。

最重要的是,本次选举应强调的价值是“责任行政”。从2025年5月韩国宣言实践本部的资料看,民选第八届地方自治团体首长的承诺履行率停留在70%左右。问题不在数字,而在内容。居民无法切身感受的承诺履行,只是行政的自我满足。只有基于数据的政策设计、履行过程的透明公开、居民参与型成果评价被制度化,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才能恢复。

6·3地方选举或许是继承地方自治30年成果、并超越表面分权走向实质自治的最后黄金时间。选民也应以政策能力与责任性为标准作出选择,而不是政党或口号。地方的未来不会由中央政府代为创造。期待这次选举成为让地方重新呼吸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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