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当地时间),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华盛顿特区会见国务总理金民석时,把酷澎事件作为会谈的核心议题提出。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万斯副总统发言的主旨是警告(warn)不要采取对包括酷澎在内的美国科技企业不利的措施。
一个月后的上月24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酷澎问题举行了正式日程。委员会传唤酷澎韩国法人临时代表哈罗德·罗杰斯,用约7个小时听取其就是否受到韩国政府歧视性待遇的证词。今年以来,美国行政部门乃至国会都在高度重视酷澎问题。
韩国产业界的反应是惊讶:“美国副总统和国会怎么会提到酷澎?”有评价认为,游说活动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激烈、与高层接触极为困难的华盛顿政界,今年以来一齐围绕酷澎行动,很难仅用通常的游说来解释。
尤其是,酷澎虽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实际销售额的90%以上来自韩国。其余10%的销售额也来自台湾业务,或通过并非酷澎品牌的在线奢侈品交易平台“Farfetch”实现。事实上在美国消费者中几乎无人知晓。
这样的酷澎之所以成为美国行政部门最高层和国会谈论的主要企业,背后是酷澎Inc董事会主席김범석与华尔街及学界巨头积累了16年以上的个人人脉。有观察认为,这并非酷澎Inc在公司层面展开积极游说,而是熟稔美国精英阶层沟通逻辑与文化的金主席作为其中一员所积累的网络,对当前局面产生了更大影响。
据业界3日消息,围绕酷澎,金主席在美国主要人脉的起点是“破坏性创新”理论的创始人、已故前哈佛大学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金主席毕业于哈佛大学政治学系,并从哈佛商学院退学。据悉他在哈佛商学院期间听了克里斯坦森教授的讲座后深受启发,克里斯坦森教授也认同金主席的愿景等,作为酷澎的早期投资者参与其中。金主席创办酷澎的2010年,克里斯坦森教授创立的风险投资(VC)Rose Park Advisors成为酷澎的投资者。
作为世界级权威的克里斯坦森教授的投资,又带来了与其他美国巨头的关系。代表人物是被称为“小沃伦·巴菲特”的华尔街大型投资者、潘兴广场资本会长比尔·阿克曼。他与克里斯坦森教授在相近时期以个人身份投资了酷澎。他持有酷澎股票超过10年,直到酷澎上市后将价值1万亿韩元以上的持股捐赠给慈善机构。
阿克曼会长尤其不止于个人投资,还把另一位投资者、Founder Collective创始人戴维·弗兰克尔介绍给金主席。从金主席到阿克曼会长、弗兰克尔代表都是哈佛校友。弗兰克尔代表在2021年酷澎于纳斯达克上市时,在X(原推特)上对阿克曼说:“比尔,以后有好的研究生,一定、一定要介绍给我。”这一细节可以推测出,酷澎创业初期金主席的校友网络就十分活跃。对此,《商业内幕》曾分析称:“哈佛商学院似乎是与酷澎相关的多位人物的公分母。”
酷澎影响力的扩大也伴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的运气。现任酷澎董事、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理事凯文·沃什最近被提名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前理事同样是哈佛校友。据悉,金主席在2019年10月三顾茅庐,将经济学家沃什前理事请来担任外部董事。
特别是,沃什这位被提名者还与被评价为美国行政部门“幕后经济实权人物”的亿万富翁投资者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共事过10年。此前沃什在出席CNBC节目时表示,德鲁肯米勒很早就开始支持酷澎,实际上德鲁肯米勒在酷澎上市之前就已投资其持股。2023年,金主席、德鲁肯米勒与被提名人沃什三人在被称为“全球商界社交聚会”的美国太阳谷会议上并肩而行交谈的场面,曾被外媒拍到。
在美国政界和华尔街,优先接触或与有熟人推荐的对象建立业务关系被视为普遍惯例。也有人将其负面评价为封闭的圈子文化(oldboy network),但越往高层,为了利用经过验证的信任关系,把彼此推荐放在优先位置的沟通方式被日常使用。金主席似乎在创办酷澎之前就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这种美国精英文化。金主席在哈佛本科毕业后第二次创业的企业“Vintage Media Company”,是面向名校出身者的月刊。
流通业界认为,今后酷澎如何运用金主席的这些人脉,可能会改变其在韩国业务的走向。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如果美国把酷澎作为韩国政府歧视美国企业的案例,表现出征收关税的动向,消费者舆论会恶化,波及面可能扩大”,“因为韩国是出口结构的国家,酷澎可能被认为在动摇国家经济。”酷澎在出现“脱离”动向的去年第四季度,销售额环比下降,消费者舆论恶化的余波已经成为现实。
酷澎方面表示,将利用所拥有的网络积极发挥韩美桥梁作用。酷澎Inc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传唤罗杰斯临时代表的上月24日表示:“希望酷澎能够发挥美国与大韩民国之间桥梁的作用”,“希望借此改善两国经济关系、强化安保同盟、促进贸易与投资,从而同时有助于两国利益。”
韩国政府的应对也备受关注。有观点评价,上月27日政府批准谷歌使用韩国高精度地图,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我国政府歧视美国企业的框架。有观察认为,从政府立场看,处理酷澎事件的余地扩大了。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评价称:“通过回应谷歌和苹果的要求,政府相当于证明了其一贯立场,即不存在歧视美国科技企业的基调”,“由此政府得以把该事案作为个别企业问题、而非美国企业层面的问题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