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先问库存股究竟是什么,也就看不清修法的意义
“库存股不就是公司自己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吗?”
在实务中与经营层或大股东家族沟通时,这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就直观定义而言,很难说它错。只是在其背后,隐藏着Commercial Act、会计准则、税法各以不同语言解释库存股的复杂地形。要理解第三次Commercial Act修订的旨趣,必须先重新追问:库存股究竟是什么。
库存股(自家股票)指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和计算重新取得的本公司已发行股票。股票原本是表彰股东社员权的权益证券。然而公司不能对自身行使表决权,也不能请求分红。公司取得库存股的那一刻,该股票与其说是承载特定股东权利的有效权益证券,不如说原则上进入了以注销为前提的过渡性法定状态,这在理论上更为自洽。
第三次Commercial Act修订,是通过明示立法清晰揭示库存股本质的一次修订。
修订后的Commercial Act实际改变了什么
2026年2月25日在国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修订版Commercial Act,其框架从实务角度可整理如下。
对库存股禁止行使表决权、新股认购权、分红请求权等股东权(第341条之三第1项)。公司取得库存股后,原则上应自取得日起1年内注销(第341条之四第1项)。若要继续持有或处分,董事会须制定“库存股持有处分计划”,并每年取得股东大会批准(第341条之四第2、3项)。
处分库存股时,原则上应按各股东持股数比例采用均等条件(第342条第1项)。向第三方处分仅限于员工薪酬(含股票期权)、员工持股制度、引进新技术或改善财务结构等被认定存在公司经营上必要性的情形(第342条第2、3项)。处分程序在不违背其性质的范围内准用新股发行规定(第342条第4项),合并、分立时对库存股配发新股(分立新股)被全面禁止(第529条之二、第530条之十三)。将库存股作为质权标的,或将库存股用作交换债券、偿还债券的基础资产,同样不被允许(第341条之三第2、3项)。
未经库存股持有处分计划批准而未在取得日起1年内注销库存股,或违反库存股持有处分计划内容持有、处分库存股的,将对董事个人处以5000万韩元以下罚款(第635条第3项)。
对修订法施行前已持有的库存股,以施行日起满6个月之日为基准给予1年内、即最长1年6个月的过渡期。
会计师、法律人、税务师看待库存股为何不同
围绕库存股的概念混乱,源于各领域预设的思维框架不同。
从会计师的视角看,库存股是资本减少的结果。公司向股东支付对价取得库存股后,在资产负债表上资产减少,同时在资本项目中以扣减(-)方式计入库存股账户。这一处理直接反映了其经济实质是出资返还(capital return)带来的资本减少。会计准则将库存股理解为“一度流入而后返还给股东的资本痕迹”。
法律人的传统解释则有所不同。判例长期将资本充实原则与“公司财产的实质保全”观念相联系,并在此延长线上长期采取将库存股解释为“公司向股东支付对价而取得的财产”的资产说。韩国大法院留下了多处以库存股为公司财产项目之一为前提的论述。这正是围绕库存股法律性质的讨论中被称为“资产说”的立场。
税法的态度也接近资产说。公司将库存股处分给第三方获得利益时,税法将其视为库存股处分收益计入应税收入并课征法人税。从股东处取得时,也按转让所得或视同分红课税。虽然其中反映了税收政策考量,但由于其前提是“库存股处分实质上是财产的处分”,可以评价为税法的态度同样接近资产说。
资产说失去说服力的三个层面
“会计上是资本扣减项目,法律上却是公司财产”的折中论表面上看似便利。然而将库存股视为公司财产的资产说,在多个层面上已失去说服力。
第一,在权利行使层面。库存股不被赋予表决权,即使实施分红,红利最终也回到公司。考虑到作为股东权核心的表决权与分红请求权实质上被排除,很难将库存股与一般财产置于同一范畴。
第二,在担保设定层面亦然。修订法禁止将库存股作为质权标的,也禁止发行以库存股为基础资产的交换债券、偿还债券。一般资产可用于提供担保或作为金融产品的基础资产,而库存股被排除于这些用途之外。
第三,修订法全面禁止合并、分立时对库存股配发新股。若是正常财产,本应能以某种方式纳入合并、分立的对价结构,而库存股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对象之外。
综观上述各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库存股并非正常股票地位被暂时停止,而本身就是以注销为前提的特殊法定状态。尽管如此,若将库存股与一般资产同等对待,公司便可大量储备,在适当时点处分给对经营层友好的势力,从而任意重组治理结构。法律形式上是公司财产的处分,但经济实质与通过新股发行转移控制力并无不同。
“市值被扭曲”这一论点的跳跃
围绕库存股的争论中,常出现一种主张:“由于取得库存股后仍未从市值计算中扣除,每股价值被结构性低估。”进而还常常延伸出“因此应强制注销库存股”的逻辑。
然而在会计上,库存股已从资本中扣减,在每股收益(EPS)、每股净资产(BPS)等核心指标的计算中,也通过调整流通股数反映了库存股的影响。市值不过是以市场价格乘以已发行股票总数的统计指标,资本市场参与者是在通过信息披露与财务报表知悉库存股持有规模的状态下评估企业价值。
把注销义务化的立法正当性寄托于市值算式的不准确,难以构成充分依据。核心问题不在市值,而在于:库存股处分会产生与第三方定向增资类似的控制力变动效果,却长期被允许在董事会裁量下以相对简易的程序进行,这种结构性不对称。
把库存股读作资本交易后才显现的争点
从更根本的层面看库存股,将其视为公司财产的思路存在明显局限。
公司取得库存股的行为,实质上接近于向股东返还出资并使该股票消灭的资本减少。因为这是出资者收回其曾缴纳资本的过程。反之,公司处分库存股的行为,无论取得价格高低,都具有相当于股款缴纳与新股发行的效果。由于流通股数增加、股东构成与控制力结构发生变动,其经济实质与第三方定向增资相同。
若将库存股的取得理解为出资返还、股票消灭的变形,将处分理解为股款缴纳、新股发行的变形,则库存股制度的设计争点自然会被重构。“库存股该不该注销”并非某种道德选择问题,而是权限分配问题:对产生相当于资本减少与新股发行效果的库存股取得与处分,允许在多大程度上以简易程序进行;该权限在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如何、以多大比重分配。归根结底,库存股规制归结为“将实施简易资本交易的权限在多大范围内授予董事会”这一问题。
在此前体系下,董事会事实上全面掌握库存股运作。上市公司可在可分配利润范围内以较简单的程序取得库存股,而已取得的库存股何时、向谁、以何种条件处分,则交由董事会决议决定。库存股在平时是财务结构调整与股价管理手段,在经营权争夺局面中则成为迅速转让给友好势力以防御控制权的工具。对于第三方定向增资,法院一直严格适用股东平等原则与资本充实原则,但对库存股处分,由于“已发行股票的转让”这一形式逻辑,同等水平的司法控制未能发挥作用。这也是在经营权争夺案件现场屡次目睹的场景。
第三次Commercial Act修订正面修正了这一点。通过取得后1年内注销的原则,使库存股的长期储备本身变得困难;例外的持有、处分仅以库存股持有处分计划与股东大会批准为前提才被允许,从而实质性收窄了董事会单独裁量的范围。处分程序准用新股发行规定,使库存股处分也被纳入与第三方定向增资相应的程序正当性、信息披露以及对经营上必要性的实质审查框架之内。仅凭董事会决议向友好势力大量处分库存股以防御经营权的策略,在结构上受到了制约。
立法方向的妥当性与在韩国环境中的波及效应
以防御经营权为目的储备库存股、一旦发生争端便急忙处分给友好势力的结构,从股东平等、资本充实、透明治理结构的角度难以正当化。将库存股重新定位为资本交易,并把其运作权限从董事会还归股东大会,本次修订的基本方向就库存股的本质而言是妥当的。
不过从法经济学角度看,本次修订预计将给韩国企业环境带来不小的结构性变化。库存股迄今一直被用作现实的经营权防御手段。在像韩国这样继承税率高、对控制力被稀释高度敏感的环境中,库存股这一相对灵活的防御手段越是减少,控股股东与企业继承者就越有动力通过其他途径确保持股。
自然可以预见的路径是激进运用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动用股票期权、业绩挂钩股票、限制转让股票等各类股权激励手段,有计划地提高经营层与关联方持股的尝试可能增多。在企业家个人财产不足的情况下,也很可能出现关系友好的企业人士各自动用其控制的法人相互取得对方公司持股,通过交叉持股(cross-shareholding)结构建立防御装置。交叉持股与复杂的治理结构会使企业难以专注主业,并造就责任经营难以实质运作的环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肯定以往留有滥用库存股空间的现实。因为不应维持由制度支撑经营不善的控股股东控制权的结构。然而与此同时,在企业家倾其一生推进创新事业却得不到最低限度经营稳定性保障的环境中,也很难期待长期投资与高风险研发得以持续。既然已按资本交易的本质整理库存股规制,就应随之设计制度,以弥补由此被削弱的经营稳定功能。
库存股之后的方程式——在以经营权防御为目的的滥用与为企业家创新提供的稳定之间寻找平衡
强化库存股规制,并不意味着经营权防御的必要性本身消失。问题在于防御的手段与方式,以及该防御是否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与资本市场秩序。
差别表决权制度、对长期持股股东的表决权激励、对敌意并购合理防御手段范围的设定,如今已不再只是纯粹的比较法关注对象。既然改变了将库存股用作经营权防御手段的现实,就需要讨论以何种方式区分“正当防御”与“不当防御”。库存股强制注销是这一讨论的起点,而非终点。
若用一句话总结第三次Commercial Act修订:这是一部把库存股从公司财产的一个项目重新定位为资本减少与新股发行的变形,并将相关权限从董事会裁量转移到股东大会控制之下的立法。既然把规范概念由“资产”改为“资本交易”,就应同时具备与新概念相称的行为基准与制度。否则,市场恐怕早已开始寻找其他迂回路径。库存股之后的方程式该如何设计?如今需要的不是注销义务化条款本身,而是填补其后的更为精细的治理结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