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历史,是市场自律与政府干预这两大轴线之间不断紧张与协调的过程。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市场,与弥补市场不完全性、追求社会最优的政府角色,其重心随时代情况而不断变化。2026年当下在韩国展开的房地产政策争论,正是展示这种学术话语如何超越单纯理论、内化为国家治理哲学的鲜活案例。特别是李在明总统宣示的“市场无法战胜政府”这一发言,意味着一种把政府政策意志置于市场自生秩序之上的强力干预主义态度。
界定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学术框架大致分为三类。以哈耶克(Hayek, 1944)和弗里德曼(Friedman, 1962)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信赖市场的自律调节功能,强调将政府作用最小化。与此相反,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02)主张,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本质上难免不完全,唯有政府适当干预才能恢复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克鲁格曼(Krugman, 2009)指出投机性资产市场因自我实现的预期而形成泡沫,警告若仅依赖市场的自我净化作用,可能导致整体经济的崩溃。凯恩斯主义同样以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为前提,赋予政府积极调节景气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角色。
制度经济学关注市场并非在真空中、而是在法律与惯例这一制度之内运作,强调政府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设计者。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Acemoglu & Robinson, 2012)认为国家的繁荣取决于政治与经济包容性制度的确立,并论证政府的力量不在于压制市场,而在于奠定引导创新与参与的稳定基础。不过布坎南(Buchanan, 1986)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强调,不可忽视政府官僚和政治人物同样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主体。也就是说,政府在试图战胜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政治民粹主义或信息不足,可能引发比市场失灵更致命的政府失灵。
从这些话语的视角看,“市场无法战胜政府”之说可理解为乔治(George, 1879)的地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的现代变形,是对政府只要动用税制、金融、监管这些强大手段便可压制投机性需求的自信表达。事实上,近期住房价格展望消费者动向指数(CSI)骤降、高价市场报价下行的现象,似乎证明了政府干预的短期效果。这与泰勒(Taylor, 1993)在货币政策中强调规则、力图提高政策可预测性形成对照,显示政策决策者的强力裁量正作为挫败市场预期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借用行为经济学家塞勒(Thaler, 2008)的论据,房地产市场参与者容易被从众心理和偏见支配,而非理性计算。因此,政府的强力信号也起到了平抑市场非理性过热的心理“助推”(Nudge)作用。
然而从学术层面看,政府试图战胜市场的尝试蕴含风险。正如德国冻结租金的案例所示,人为控制价格信号的尝试可能引发供给骤减这一市场反作用。因为市场如同分散处理信息的巨大有机体,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参与者的偏好与资源。真正有能力的政府,不应是使市场屈服的胜利者,而应成为设计参与者能够认同的公平规则、并一贯执行以建立制度信任的设计者。
归根结底,2026年的房地产政策要取得成功,不仅需要强力意志,还须确保政策的精巧性与可持续性。政府的力量并非在与市场斗争时,而是在提供能将市场活力升华为公共利益的稳定制度时,才获得正当性。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公共性并非排他的对立项,而是朝向政策完成度不断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