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结婚、目前怀有双胞胎的吴某(41岁)坦言,在试管婴儿过程中“大概花掉了一辆小型车的钱”。经历五次取卵、宫腔镜手术和两次移植,费用超过1000万韩元。仅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PGT)费用就高达440万韩元。她诉苦说:“为了生下健康的孩子,PGT不能不做,但这笔费用相当于一个家庭的生活费,压力极大”,“如果知道要花这么多钱,当初就不会开始了”。
无法纳入保险的不孕不育治疗的经济负担,以及政府支援项目的各种限制,仍是对仍有生育意愿的夫妇构成的壁垒。
23日据国家数据处数据,2020年为7万505人的女性不孕不育治疗患者数,2024年增至8万7780人,增加约25%。同期诊疗费从总计1962亿韩元猛增至3380亿韩元,增幅约72%,快于患者增速。尤其40多岁女性的增势突出。2024年40多岁女性的不孕不育治疗件数为30万828件,同比增加约40%。诊疗费也在一年间猛增45%,高于整体平均增幅。
出现这种情况,部分被解读为政府取消了支援项目的收入标准并扩大了健康保险适用范围所致。支援增加,不孕不育诊疗需求也随之增加。实际上,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数据,2022年为917亿韩元的相关预算,2025年增至1535亿韩元。特别是截至去年4月,累计受援人数达5万5238人。这一数字仅用4个月就超过了2022年全年受援人数5万1924人。自2024年起,此前为45岁的年龄标准被取消。不孕不育治疗支援次数的标准也从“每对夫妇”25次改为“按每次生育”计算。
然而现场对政策受惠的实感依然偏低。因为支援金大部分消耗在取卵、移植等基本手术费上。而真正为提高怀孕成功率所必需的药剂和检查,却集中在非保险报销领域。若算上促卵泡生长针剂或无创产前检测、PGT等非报销项目,不孕不育夫妇的负担会增加一倍以上。一位40多岁的女性指出:“即使拿到政府支援金,新鲜移植和冷冻移植各做一次,自付仍高达300万韩元”,“激素药或‘豆针’等必需药剂不在报销范围内,支援金的实效性因此下降”。
限制健康保险支援次数也是一道壁垒。次数用尽后,治疗费用须全部自行承担。各地方自治团体因财力和政策取向不同,支援项目和幅度存在差距,这也被视为问题。正在接受第18次治疗的林某表示:“一想到25次的限制即将用完、要面临100%自付的局面,每次去医院都怀着迫切的心情”。
正因如此,也出现了要求取消试管婴儿支援次数限制的集体行动。去年12月成立的低出生率不孕不育对策委员会持续开展举办座谈会、提出民愿等共同行动。该团体委员长金正恩表示:“20次支援结束后,每次治疗费会飙升至400万至600万韩元”,“实际上是一种只让有经济能力的人生孩子的结构”。据该委员会称,实际上还有人尝试30次以上新鲜取卵、花费约1亿5000万韩元的案例。
专家建议,应把支援政策的重点从费用补助转向加强医疗可及性。玛利亚医院专科医生朱昌宇表示:“应考虑把不孕不育治疗纳入系统化的生育力管理体系,并将自付比例降至重症疾病水平的5%以下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