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怀孕刚满12周多的32岁女性,与丈夫一同带着忧虑的神情来到诊室。她在多次接受不孕治疗后才好不容易成功怀孕。然而她的血压高达160/95mmHg,脉搏也快到每分钟120次。这对产妇和胎儿都可能构成危险,需要积极治疗,但临床上可供选择的药物并不多。
妊娠期高血压不只是单纯的血压升高,而是可能直接危及产妇与胎儿生命的重大疾病。它可能引发早产、胎儿生长受限、子癫、脑出血等致命并发症,因此适当的药物治疗不是选择,而是必需。据了解,妊娠期高血压发生于全部妊娠的约5%~10%,近来随着高龄妊娠及不孕治疗导致的多胎妊娠增加,其发生频率呈逐步上升趋势。
据去年高血压学会发布的资料,约有3万名左右的孕妇被诊断为高血压性疾病。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需要共同思考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海外,拉贝洛尔、硝苯地平、甲基多巴被广泛用作妊娠期高血压的标准治疗药物。其中拉贝洛尔使用历史长、安全性资料充分,并有降低脉搏的效果,适合心跳过快的患者,实际上是全球孕妇中使用最广泛的高血压药物。
但在韩国,口服拉贝洛尔并未正式销售。用于急救情况的注射剂虽有,但每日需服用的片剂没有上市,因此要给患者使用,必须通过罕见药品中心单独申请、接受审查后进口。这一过程需要数周以上,患者与医疗机构都要承担时间和行政负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大原因是市场性低。普通高血压患者超过1000万人,而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仅约3万人。从制药公司角度看,相对于许可与流通成本,收益可能并不大。结果企业不愿引进,而目前政府也没有可以强制或引导的制度。由此药品供应不足,而不便与风险则落到产妇与胎儿身上。
妊娠期高血压治疗虽患者人数少,但因直接关乎生命,具有与罕见病治疗相似的公共性。韩国设有必需药品制度,旨在稳定供应对国民生命健康必不可少的药物。然而若以“有替代药”为理由将某种药物从名录中剔除,临床实际所需的选择就不可避免地减少。因为用药并非简单的功能替代,而需要结合患者状态与危险因素进行个体化选择。
问题不止于此。部分高血压药物在海外已用于孕妇,但国内许可文件中仍写着“妊娠期禁用”或“孕妇用药需慎重”。这类表述构成法律依据,医务人员因此难免犹豫是否处方。一旦胎儿出现问题,可能引发法律纠纷。对患者而言,若说明书上写着“禁用”或“慎用”,不论实际风险程度如何都会感到巨大不安,其结果可能导致拒服或中断服药,这反而会给产妇和孩子带来更大风险。
如今低出生率被视为国家性问题。既然如此,围绕妊娠与分娩的医疗环境就应更加安全。如果一边鼓励生育,一边孕妇却无法及时获得所需的基本药物,政策的诚意必然受到质疑。药品可及性是体现一个国家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
我们谈论尖端医疗技术与精准医疗,但如果连孕妇高血压治疗所需的基本药物都无法充分供应,说明仍有需要改进之处。安全分娩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社会与国家应共同承担的领域。营造让孕妇能够毫无不安地选择适合自身健康状况药物的环境,正是一个珍视生命的社会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