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一提到“游说”,人们首先产生的是抵触感。政策制定者不得收受特定人士的钱财、制定代表其利益的政策,这在韩国是常识。派驻华盛顿特区的韩国企业驻外人员也表示,若向韩国总部提起游说预算,总部首先便会以负面眼光看待。
但在美国则完全相反。外国政府、企业的游说活动只要透明申报,便可随意进行。若在游说上支出大笔金额、聘用有实力的游说公司并善加利用,就能有效地向美国政府和议会传达自身主张,合法地推动政策变化。
之所以提起游说话题,是因为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韩国似乎正被一家名为酷澎的企业所左右。2021年在美国登记游说活动的酷澎,2024年支出额超过330万美元(约48亿韩元)。去年1月还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就职典礼捐赠了100万美元,酷澎董事长김범석亲自出席就职典礼,与特朗普总统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国务卿马co·鲁比奥、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合影,炫耀交情。
而且实际效果也已显现。国务总理金民锡访问华盛顿特区会见副总统J·D·万斯时,万斯副总统提及了酷澎问题。白宫高级人士向韩国媒体表示:“对于韩国国内出于政治动机的针对性行为,尤其是以宗教人士或美国企业为对象的相关报道,我们仍然感到担忧”,暗指酷澎。
美国议会亦是如此。近期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外国政府正把创新的美国企业当作靶子。我们在欧洲已经看到这样的案例,如今在韩国也看到通过制裁酷澎来让本国竞争对手受益的做法”,并称“议会应调查此类疑点,制定防止歧视性执法、保护美国利益的法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于23日(当地时间)传唤酷澎韩国法人临时代表哈罗德·罗杰斯至美国议会,听取非公开证词。会上还要求提交过去6年与韩国政府的对话记录,预告将对韩国政府针对酷澎的调查进行“显微镜式核查”。
尽管局势发展至此,韩国政府的游说能力却始终难以奏效。当然当局人士自有许多说辞,但旁观者对韩国政府对美游说现状的评价并不宽厚。华盛顿特区一家律师事务所人士指出:“韩国政府虽然聘用游说公司,却只要求该公司安排与美国政府、议会人士的会面日程”,“这与连总理都亲自与游说公司会面、商讨如何应对美方对手的其他国家差别太大”。他还介绍道:“韩国政府人士只说游说公司把约见安排好,自己来应对”,“对游说公司而言,只需安排会面,而佣金却能与其他国家一样收取,因此更愿意与韩国政府签约”。
当然,预算和人力有限确是事实。驻美大使馆用于议会、公关相关顾问公司的聘用预算,2024年为17.93亿韩元,远远不及酷澎同年的支出金额。据悉,驻美大使馆公共外交领域的人力也仅为日本的一半水平。
预算可以增加。与此同时,必须聘用能够影响美国总统及行政部门、议会有力人士的真正得力的游说公司。既然付了钱,就应锲而不舍地利用其获知如何与美方对话。国会也应基于专业能力,彻底核查游说预算是否得到妥善使用。酷澎事件给出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也该把游说这一在美国名正言顺的政策活动放到阳光下,认真做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