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客户数据是我们所有的,为什么使用会受到这么多限制?”
这是实务中经常听到的话。企业长期投入成本收集和管理数据,因此使用“所有”这一表述显得很自然。然而个人信息及相关权利属于宪法保护的人格权性质的权利,并非可以转让或让与他人的所有权对象。
尽管如此,我们每天都在向企业提供个人信息,并同意企业加以利用。这种模糊性带来了监管上的不便与解释上的混乱。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AI)与大数据环境下,个人信息已不再仅停留于个人的选择。个人信息正日益被当作资本对待,而权利却仍停留在“同意或拒绝”这种人格权的语言之中。
今后有必要逐步摆脱只纠结于是否同意的僵化框架。近来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ommission也认识到“同意万能主义”的局限,正在探索更具弹性的政策替代方案。不过也有人担忧,在技术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引入陌生的标准可能给实务带来另一种模糊性或不确定性。
作为替代方案,可以借用已为人熟悉的“受信赖的管理者”这一法律概念。这是试图将英美法上的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以及我国法律体系中已经熟悉的善管注意义务概念嫁接到数据治理中。也就是说,对处理者的判断标准,不再侧重于是否就特定目的从信息主体处取得了形式上的同意,而是以信息主体的合理期待与利益为中心来判断数据利用的适当性。
善管注意义务在公司法、信托法等多个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解释标准与适用案例,对法院和实务而言都是熟悉的路径,这一点意义重大。将此类法理借用于数据处理关系,并非创设新的规范,而更接近于把既有的判断框架扩展到技术环境之中。
尤其是在公司法中与善管注意义务一同发展起来的经营判断原则,可以成为正当化处理者灵活利用数据的依据。其要旨是:如果处理者在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审查了风险,并经过兼顾信息主体利益的合理判断过程后利用数据,那么不应仅以结果追究责任,而应重视其判断过程。这一路径有望在“受信赖的管理者”框架内,为基于合理判断的数据利用及其结果提供法律上的正当化依据,并合理限定责任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