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荷兰、芬兰有着共同点。三国都经历过极其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此后通过劳方、经营方与政府共同参与的社会对话机构找到了克服危机的解法。20世纪80年代,爱尔兰一度濒临破产。由爱尔兰劳资政三方共同参与的国家经济社会委员会制定出包含把工资涨幅抑制在2.5%以内等猛药处方的国家重建计划。因失业和财政赤字而叫苦不迭的荷兰,也以社会经济委员会为核心,芬兰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同样促成了涵盖失业、养老金与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协约。
三国的社会协约是成功的。1988年爱尔兰国民收入为1万美元,到2006年增至4万5000美元,增长近5倍。荷兰失业率1982年高达11.6%,2006年降至3.5%,仅为原来的三分之一。芬兰连续9年被评为“全球最宜居国家第一位”。这三个国家每逢危机便通过社会对话让劳资分担痛苦,并以稳固的增长与分配体系作出回应。
韩国也有隶属总统的社会对话机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前总统金大中1997年当选仅8天后便率先会见劳资团体领导层。当时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195亿美元救助资金,处于国家破产危机之中。金大中亲自出面呼吁,此时必须分担痛苦。结果,在劳资政委员会(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前身)达成的1998年2·6劳资政大妥协中,甚至写入了劳方看似无法接受的裁员制度。
如今爱尔兰、荷兰、芬兰的社会对话机构仍在发挥国家政策中枢作用。每三年或五年重新协约,并反映到整体经济社会政策中。但韩国不仅难以达成共识,连议题设定都举步维艰。原因在于部分劳方不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与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共同二分工会版图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因反对裁员,1999年退出了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此后,它虽参与国会或最低工资等其他社会对话,却一直排斥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
当下韩国正如外汇危机时一样迫切需要社会大妥协。极端两极化与低增长已持续,蔚山、丽水等依靠特定产业支撑的地方正承受经济萎靡之苦。尤其是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AI)与机器人时代,是无人走过的道路,连预测都很困难。为应对这一巨大趋势,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近期决定优先讨论引入AI对劳动市场的影响。这是好事。但若劳方缺席,其意义必然褪色。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一直要求政府和经营方“至少对话吧”。如今这一要求反过来摆到了它面前。现在轮到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作出回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