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紧急戒严事态发生后433天,司法判决出炉,所谓“内乱”暂告一段落。这段时间社会付出了难以估算的成本,国民也出现极端分裂。要求国民团结、政治与经济复原等构筑韩国新未来的呼声不断涌现,但植入国民心中的深层不安感仍未消散。
毕生研究政党与政治改革的首尔大学国家未来战略院院长姜元择(政治外交学部教授)20日在首尔大学未来战略院院长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诊断称:“戒严并非突发事件,而是妥协崩塌后一路被推到极端的结果。”他指出,回到433天前,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将彼此定性为恶的局面随时可能再次发生。
他也收回了直到上次总统大选前一直主张的“内阁制修宪”。原因是担忧以特定政党为中心的独断式制度变革。对于李在明政府,姜院长建议:“比起急剧变化,更应让制度体系落地;比起‘微观管理’,更应提出‘宏大愿景’。”他强调:“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倾听不同立场,并提出引领国民团结的大议题。”他特别表示:“国民渴望开放而包容的领导力”,呼吁以统治力引领合作与妥协的政治。
以下为问答内容
-5年前院长在《韩国政治的决定性瞬间》一书中提出的“稳定的统治力、依靠妥协与合作的政治、可实现长期国家发展的政治体系”,似乎依然进展缓慢。
△没错。因此在出版《经历了悬崖边民主主义的国家》时,我写下了未能提前察觉戒严可能性的反省文。“87体制”之后支撑韩国民主主义的一种约定——“妥协”,在文在寅政府期间被打破,我却没有察觉。相互尊重与妥协的精神崩塌,87体制已难以继续运作。(《经历了悬崖边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副题是“超越分裂政治、设计新秩序的时间”。这相当于在前总统尹锡悦一审宣判之前,就先行提出了需要设计新秩序的时刻。)
-为何说“妥协的终结”出在文在寅政府?
△政治两极化在推进清算积弊的过程中加深。本应在治愈因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而分裂的国民的同时前行,但却把对手妖魔化。这次戒严,是文在寅政府的清算积弊造就了没有妥协的政治,从而孕育出来的。
-戒严之后的433天不算短。李在明政府是否正在克服混乱?
△经历了不确定性极大的6个月,非常艰难,但李在明总统就任之后局势趋于稳定、国民得以回归正常,这一点应予肯定。不过(李在明政府)非常擅长细节。本应提出整体的大方向,并展示在外部挑战之下能否走向未来方向,但目前却集中于“微观管理”。
现在应当提出“宏大愿景”。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倾听不同立场,并提出引领国民团结的大议题。朴槿惠政府之后,我们一直生活在狭隘而封闭的领导力之下。国民渴望开放而包容的领导力。
“超越分裂政治、设计新秩序的时间”
-您在尹锡悦政府成立100天的采访中强调了沟通与妥协(本报2022年8月18日6版)。您认为妥协与沟通的缺失,最终导向了必须压制对手的想法吗?
△政治的本质是沟通。尹前总统一辈子只当过检察官,从未演练过政治中数不清的可能性。他表现出0与1的二进制形态,0.73个百分点的得票差实际上等于平局,却表现出大权独揽的傲慢。在执政党在国会占少数的情况下,本应努力争取在野党配合以通过法案、推动制度。这不是(像检察官那样)可以强压的事。最终“必须以力量压制”的意识不断发展,走到了戒严。
-除了总统个人的特殊性,制度与结构是否也存在问题?
△执政党在国会占少数并非第一次。卢泰愚(三党合并前)、卢武铉、金大中政府都在野党占多数的情况下找到了政治突破口和妥协点。对前总统尹锡悦,只能说他傲慢。他既不懂得畏惧民心,又被困在狭隘的空间里,与前部长金龙显那样顺从自己话的人一起治理国政。
-您警告戒严这样的政治危机可能不会仅此一次,理由是什么?
△没有妥协的执政党少数格局,结果会与尹锡悦政府一模一样。韩国的民主化是妥协的产物。民主主义势力与权威主义势力之间的政治妥协产生了6·29宣言。在6·10抗争中,全斗焕政权曾试图动用军队,但军队背负着光州的包袱,在野党则相信只要选举公正就能当上总统,因此妥协才成为可能。
妥协就是彼此守约,绝不把对手妖魔化,前提是共存。共存开始被打破,是文在寅政府的清算积弊。支撑所谓“87体制”的妥协价值崩塌,可持续性也随之消失。一旦再次出现执政党在国会占少数的政局,就只能回到什么都做不了的国家。
“‘妥协’,绝不把对手妖魔化”
-您此前一直主张包括内阁制在内的修宪。
△本应思考新形态的政治体系。但改变权力结构的修宪已变得困难。这需要高水平的政治共识,而这不可能实现。我曾认为在地方选举前推动地方分权修宪有可能,但目前朝野无法达成共识。以现阶段的水平看,至少要转向多党制,才能化解妥协破裂后的极端政治。
未来战略院的调查结果显示,国民认为国会中有意义的政党平均以3.7个为宜。多数人认为4个左右的政党比较好,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单独过半。最终必须妥协,为妥协而让步,政治就会运作起来。如果像现在这样是巨型两党结构的赢者全得,朝野双方都只能不承认对手、一意独行。这种体制没有可持续性。
-这是否比此前的制度改善与修宪主张有所退让?
△最近我在减少谈论制度改善。在两极化的政党结构中,多数党的独行可能带来极坏的结果。修宪也可能落入这种局面。以事实上的四审制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是不与在野党沟通、也不经公共讨论的单方面处理方式。这是以极坏的方式忘记了权力并非永恒的事实。上一届政权就是自以为拥有了全世界。
-要构建多党制体制,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选举制度改革。尤其应采用更易于新政党出现的方式。勇于挑战的年轻一代必须增加。要有像泰国前进党(MFP)党首皮塔·林家伦那样的年轻一代来制造裂缝。韩国自2004年因前总统卢武铉被弹劾而实现世代更替之后,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以少数政党进入国会为目标的联动型比例代表制,最终造成了卫星政党这一最糟糕的局面。
△现实中对于使用变通手法没有办法阻止。归根结底,要走向多党制就必须增加比例议席,但国民对国会议员人数增加的接受度很低。不过若多个政党进入国会,可发挥的作用很多,也能带来变化。
由于是以巨型两党为中心的两极化政治局面,无论是民主党党首郑清来还是国民力量党党首张东赫,都只能依赖强硬支持层和党员。最终,通过强硬支持层所希望的政治来稳固党内地位变得重要,两极化趋势因此愈发恶化。如果修宪和权力结构改革困难,至少也要打破两党制。
-要改革选举制度,朝野必须坐到一起。如今朝野关系比南北关系更难。
△执政党有责任。若像郑党首那样连与在野党党首握手都不肯,在野党不可能帮忙。只有尊重并认真相待,在野党才会配合。必须给在野党配合的理由。即便是为了解决李总统的国政课题,执政党也应负责任地向在野党伸手以争取配合。党与青瓦台之间的有机合作也有必要。把总统的政策议题立法化,不正是执政党的作用吗?“郑清来党首”这一变数,在总统任期还不到一年的情况下,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张党首原本表示会出席与李总统的午餐会晤,却在一小时前宣布不参加。即便如此,您仍认为执政党责任更大吗?
△如果党首之间没有信任,至少院内代表之间也应在水下进行沟通。院内代表之间见面能解决的事情不少。民主党院内代表韩秉道与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宋彦锡这一层级,是能够谈得通的。意思是应当打造多条渠道去化解。
“若修宪困难,至少要打破两党制”
-李总统以化解政治两极化为目标尝试了团结型人事任命,但并不顺利。
△对尹前总统的宣判使法律上的是非变得明确,确认了那是错误的事。与其在政治上继续纠缠,既然法院已作出判断,清除内乱就交给法院的终审,李在明政府应展现面向未来的新社会图景。其第一步努力就是团结型人事。如果面对的是主张“尹再来”的国民力量党领导层,反而可能更容易。即便不是在野党,也应经常与保守人士会面、听取建议。
-在大选过程中,他也曾会见赵甲济、郑奎载等保守论客。
△那是好的尝试。同时还有把向强硬支持层喊话的郑清来党首与李总统区隔开来的效果。总统应以团结的方式,连被认为不是“我们一方”的人也包括进来,甚至与保守元老会面,直接听取不好听的话,并不间断地发出团结讯息。
郑党首会继续在政治上利用清除内乱,但李总统有必要划清界线。李总统应表示尊重司法判断,走向新的未来,宣示将把源于分裂与冲突的戒严加以包容并推动团结。
-最终是否也会以国民团结为由赦免尹前总统?
△现在不是谈这个的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是把是非彻底查清。必须明确指出戒严是错误的并予以定罪,这种事才不会再次发生。但也不能像清算积弊那样去推进清除内乱。清算积弊说白了就是把对手定性为恶并加以清除。若以善恶看待政治,就无法达成妥协。政治始于差异,但彼此尊重。即使我不能同意,也表示尊重对方的想法,从而缩小差异。
“现在是谈赦免尹的时候吗……应是彻底查清是非的时期”
-张东赫党首就尹前总统无期徒刑量刑举行的记者会,与团结相去甚远。(当天张党首就尹前总统的一审宣判表示“应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并针对李总统主张“把5起审判全部停了下来”)
△在野党也有问题。总统的司法风险在就任后中止是应该的。张党首也因是初选议员而经验不足。我认为现在我们的政治已经触底。还能更坏吗?为打破两极化的政治结构,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领导力。期待带着新颖未来愿景出现的世代、新政治势力登场。
-“需要政治资历”的说法与新政治势力似乎是相冲突的概念。
△与政治资历不同,我说的是在既有结构中被再生产出来的政治人供给结构。既有结构供给的政治人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变化。20、30岁群体中,既不亲近民主党也不亲近国民力量党的人很多。有可能出现代表世代、性别等社会裂痕的政治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