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内乱首谋嫌疑被起诉的前总统尹锡悦在一审中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使人们关注他与30年前因同样罪名在一审中被判死刑的前总统全斗焕之间的量刑差异。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合议25部(审判长池贵渊)19日对尹锡悦判处无期徒刑,并表示“内乱罪是破坏国家存立与宪法功能、否定法秩序本身的行为”。
法院特别强调,内乱罪不是结果犯,而是危险犯(危态犯)。其意在于,即使具体损害尚未现实化,仅制造了使国家宪法秩序陷入危险的风险,也构成重大犯罪。法院解释,刑法对内乱罪破例规定极高法定刑的原因同样在于“其本身危险性极大”。
这与1996年8月判处全斗焕死刑的一审法院判断一脉相承。当时法院将“在极大扭曲我国宪政史这一点上罪质极为严重”列为对全斗焕判处法定最高刑的理由之一,并称“作为首谋动用军队力量发动12·12事件和5·17、5·18事件,扰乱了宪法秩序”,强调罪质的重大性。
两起案件中都有人主张紧急戒严属于总统固有的统治行为,不属于内乱罪的侦查对象,但法院未予采纳。审理尹锡悦案的法院认为,“其目的是通过封锁国会来阻止、瘫痪国会活动,使其无法履行职能”;审理全斗焕案的法院也判断,“将其视为在扰乱国宪目的下实施的暴动行为是相当(妥当)的”。
量刑分野的决定性原因……有无“实质损害”
决定量刑差异的核心,是内乱行为所造成现实损害的规模和性质。
全斗焕一案中,在12·12军事叛乱、5·17紧急戒严扩大至全国以及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过程中,军队力量被动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开枪命令等导致众多人员伤亡、受害者及遗属所遭受的精神与肉体痛苦、其后掌握政权登上总统之位等情况,判断“无法避免法定最高刑”。
相反,审理尹锡悦案的法院表示,“(尹锡悦)看来并未制定极为周密的计划”,“也能看出其尽量克制行使武力的情形”。法院称,难以找到携带实弹等直接行使武力或暴力的情形,且相当多计划以失败告终,这些均被作为酌情因素。
即两起案件同属使宪法秩序陷入危险的“危险犯”,但有分析认为,全斗焕案伴随着大规模人员伤亡和实质掌握政权的结果,而尹锡悦案中物理性损害未现实化,这导致了量刑差异。
第二位在一审中被判“内乱首谋”的尹锡悦
尹锡悦继全斗焕之后,成为第二位因内乱首谋嫌疑(刑法修改前为内乱首魁)接受法律审判的前总统。两起案件的一审宣判均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417号大法庭进行。
全斗焕在一审中被判死刑,二审减为无期徒刑,1997年4月在韩国大法院终审确定。因参与犯罪被一并起诉的前总统卢泰愚在一审中被判有期徒刑22年6个月,二审被判17年并终审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