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19 | 서경IN

看得见的日本,看不见的韩国[林炳植的日本与日本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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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去日本,总有一些场景格外引人注目:身体不便的残障人士。坐轮椅上电车的老人、扶着助行器走在商店街的高龄者、在地铁站台重复同一动作的自闭症青年。在日本街头遇到有抽动障碍的青少年和行动笨拙的老人十分常见。人们不免产生疑问:“日本是不是特别多自闭症或身体残障?”甚至会想,是否与水、食物或社会环境有关。

然而统计很容易打破成见与推测。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患病率在各国之间差异不大。日本大体在1%~2%区间,韩国也被估计在类似范围。美国略高,但并不具有显著意义。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最近公布,每36名儿童中有1人(约2.8%)被诊断为ASD。科学界的主流观点更倾向于认为,这是遗传因素起较大作用的神经发育特征,而非环境污染或特定食物所致。

身体残障的统计同样如此。据日本政府统计,登记残障人士约960万人,占人口的7%。其中身体残障者为3%多。韩国登记残障人士为265万人,占人口5%左右。绝对数字上看日本更多,但考虑到超高龄社会,这是结构性结果。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为29%,居世界最高水平。在超高龄社会的日本,步行障碍或慢性病患者并不稀奇。

那么为何在外来者眼中感觉“更常”遇到?答案不在“数值”,而在“可见性”。残障人士政策和社会认知是主要因素。日本2006年作为应对老龄化政策的一环强化了“无障碍”法制,扩大地铁电梯设置、盲道扩展、坡道义务化、低地板公交引入。有指标显示,重点车站的“无台阶化”已推进至90%以上。移动权的保障把残障人士带出了家门。政策成了让残障人士显现的条件。

教育政策也产生了影响。日本从以特殊学校为中心的体制扩展到融合教育,地区福利中心和发展支援项目也十分细密。社会认知也发生变化:从隐藏残障转向显露,从排斥转向参与。虽然与完全平等尚有距离,但至少营造出在街头遇到残障人士不再陌生的环境。

韩国老龄化速度不逊于日本,但在移动权保障等多方面落后,社会偏见依然存在。数年前首尔江西区反对设立特殊学校的示威成为社会问题。首尔大公园环山步道是有自闭症子女的父母偏爱的散步路线——因为在意他人目光而走人迹稀少的地方。在韩国残障人士较少被看见,或许是因为难以走出家门的结构与偏见。日本能看到很多残障人士而韩国看不到,原因就在此。

移动权保障也直接关系到劳动市场参与。据日本厚生劳动省数据,2023年残障人士雇佣率为2.3%,实际雇佣人数达64万人,创历史最高。这不只是单纯的关照,而是在人口减少中确保劳动力的政策选择。福利成本也不可忽视。日本的社会保障费年逾130万亿日元,其中与高龄者相关的支出占一半以上。扩大高龄者和残障人士外出与社会参与,长期来看具有降低照护成本和孤立成本的效果。“能看见残障人士的社会”不是支出,而是投资。

我们又如何?虽然存在残障人士雇佣义务制度,但劳动市场参与率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残障人士难以外出的环境导致经济活动受限。看不见残障人士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而是表明他们未能充分融入生产与消费领域。把残障作为家庭负担而放任的现实也必须改变。一位相熟的公共企业理事长从今年起与患有视力障碍的六十多岁哥哥一同生活,因为去年母亲去世后无人照料。社会需要形成“这是政府责任”的思考与共识。

老龄化与人口减少是韩日共同课题,差异在于应对方式。日本把残障人士的移动权与就业连接起来。归根结底,在日本街头格外容易看到残障人士,是政策与社会认知的结果。由此,日本是残障人口特别多的国家这一毫无根据的成见被打破。日本持续设计政策与制度,以便与残障人士共存。反过来,韩国或许不是看不见,而是没有显现出来。我们有两条不该养的狗:“偏见”与“成见”。就以消除对日本的又一个成见与偏见来开启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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