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偏见产生于多个环节。诊治患者时无意识介入的刻板印象、因过往经历而产生的回避、医生自身身体疲劳导致对患者状态的简化等。源于外表的偏见也很常见,比如患者所穿的衣服、有无纹身、肥胖程度等。偶尔有被羁押设施收容的患者来门诊就诊或住院时,负责的公务员会陪同前来。公务员制服散发出的肃穆感,加上患者所穿囚服造成的紧张感,连病房里的空气都变得微妙。每次查房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患者会不会因为不愿回到收容设施而夸大症状?会不会像电影或电视剧里那样出现装病、闹事、逃脱等情况?但在医院工作数十年间,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一次。反而越是怀疑患者、越是带着偏斜的目光,诊疗就越会失去方向。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才意识到,他只是身体不适的患者中的一位,于是我更专注于患者的面容和患病的身体,而不是他身上穿的衣服。
面对患者的信念,偏见也很容易发作。第一次遇到因宗教原因拒绝输血的患者时,我只认为为了治疗输血不可避免。回想起来,我甚至说过“拒绝就无法治疗”这种傲慢而粗暴的话。也曾抱怨过,为什么偏偏找到我。但在宗教自由得到保障的社会里,我后来才明白,尊重患者的信念不是医生的好意,而是义务。
大约15年前,我再次遇到需要肝移植但拒绝输血的患者。当时我从过去的态度上后退一步,以患者的信念为前提去寻找手术的可能性。我向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请教,确认了借助文明积累下来的知识与依据。那时我懂得,医学不是强加正确答案的技术,而是在限制之中寻找可行之路的实践。更重要的是,我痛切地反省了自己内心的偏见是多么轻易地借用“最佳”之名发言。如今我努力为患者寻找能让其信念受到尊重、并获得与之相称治疗的方法。
特殊的治疗环境也催生众多偏见。活体肝移植就是典型。对于为家人等所爱之人表示愿意捐肝而来门诊的人,医生的说明有时听起来像“强迫”。也就是说,充分说明的善意可能对对方形成压力。因此,比起我多说,更重要的是保障对方说话的时间。尤其当等待移植的患者的疑问由希望捐赠者代为转达时,除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还必须警惕关系的不对称。因为对问题的详细回答反而可能成为“你应该捐肝”的压力。
经验使医生成长。熟悉使判断加快,但有时也会收窄视野。经验越多,越容易陷入自以为正在一点点清除偏见的骄慢。矛盾的是,新的偏见大多以陈旧经验的面貌到来。经验成了新偏见的材料。
如今我不再以“没有偏见的医生”为目标,而选择更现实的目标:当我的判断太快时再停一次,当我的确信太坚固时再问一次。偏见不会消失,但可以管理。在诊室里让患者被先看到的力量,最终来自这种管理的反复。生活在偏见之中的医生崔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