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研究报告称,当一个国家的国家负债超过一定水平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会陷入瘫痪。报告指出,国家负债急剧上升会加重国家的利息负担,从而对货币政策形成制约,进而难以实现物价或就业等货币政策目标。在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警告“韩国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将在2030年超过60%”之际,强调财政余力重要性的分析接连出现,引发关注。
BIS于18日通过《财政余力收缩的风险》报告指出,从政府负债超过GDP约60%的区间开始,财政的缓冲能力会迅速减弱。这是基于1960年以后美国的长期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美国一般政府负债(D2)占GDP的比率以小布什政府时期的2004年为起点超过60%,2024年录得122.3%,20年间激增一倍。当时美国在“9·11”恐怖袭击后急剧增加国防支出的过程中同时推行减税政策,打开了扩张财政的大门。此后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危机,国家负债爆发式增长。
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被套上枷锁。如果在负债急升的情况下加息,政府的利息负担将骤增。国债发行和再融资负担加大,可能引发金融市场不安。BIS解释称,最终中央银行难以仅以物价稳定为标准决定利率,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实际上成为上限。
BIS尤其担忧通胀预期上升。若市场判断“中央银行因财政负担而无法将利率上调至上限”,这一信念本身就会成为推高实际物价的因素。BIS警告,若这种恶性循环固化,物价高于目标值(2%)的水平可能成为常态。
日本已经陷入这一陷阱。日本的D2比率为GDP的229.6%,居世界最高水平。日本面临结构性困境:加息会使政府利息负担骤增,压低利率则会加大日元贬值压力。为此,日本银行不仅购入市场上的国债,还买入交易所交易基金(ETF)以维持超低利率,但这类政策反而催生了依赖低利率的僵尸企业,产生了阻碍产业创新的副作用。负债比率高达116.5%的法国也被视为产业创新落后的代表性国家之一。
问题是韩国同样无法摆脱这种财政陷阱。韩国的政府负债比率目前仍低于GDP的50%,但上升势头陡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该比率将于2028年首次超过60%,到2030年达到64.3%。穆迪也预测,负债比率从2019年的35%上升至2025年的近50%后,2030年将超过60%。
推高负债的因素是复合性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健康保险等义务性支出增加,国防与安保支出扩大,再加上履行对美投资协定所带来的对美投资负担,被视为主要背景。穆迪认为,2042年韩国老年人口比重将达43%,超过日本;国家数据处预计到2072年这一比重将飙升至47.7%。超过GDP 17%的国企与公共机构(非金融公共部门)负债也被指为潜在引爆点。
此外,近期资金向股市集中,债券利率急剧上升。9日,3年期国库债券利率升至年化3.267%,10年期升至3.754%,创年内高点。在国家负债比率本已急升的情况下,若市场利率也随之动摇,我国整体经济的危机应对能力可能恶化。
韩国银行也在密切关注局势。一位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表示:“目前尚未出现财政主导现象,但有必要前瞻性地检视政策环境变化可能带来的发生概率及影响。”
圆光大学经济金融学系教授崔南振表示:“若负债比率快速上升,国债利率会因信用风险而持续上行,货币当局可能陷入既难加息又难降息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