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RIE2030并不是一份研究计划。然而,许多初次接触RIE2030的人会这样问:“那么,究竟要把多少研究经费花在哪里?”
这是许多人在看到RIE2030文件时提出的问题。其名称本身就是Research,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但恰恰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出现了对RIE2030最常见的误读。一旦把RIE2030当作研究计划来读,这份文件的核心便消失了。
RIE2030不是单纯的研究计划。它是一项经济战略。
研究计划与经济战略的区别很简单。研究计划问的是研究什么,而经济战略问的是这些研究将形成怎样的结构。RIE2030远比前者更接近后者。
新加坡政府在RIE2030中反复强调的并不是“要投入多少”。更多出现的问题是:研究与创新如何延伸为产业,产业如何延伸至社会,而这些成果又如何重新成为国家的资产。
这份文件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路线图。取而代之的是结构。制造、健康、城市、数字这些领域并非研究方向,而是政策实验的舞台。每个领域的设计,重点并不在技术开发本身,而是作为验证技术运作方式与连接结构的装置。
以制造领域为例。RIE2030并未把制造视为“如何让工厂更高效的问题”,而是追问数据、工艺、能源、资源、供应链如何结合以创造新的价值结构。这不是研究课题,而是关于经济结构的问题。
健康领域同样如此。核心不是治疗疾病的技术,而是预防与基于数据的管理如何改变社会成本结构。这不是医疗技术问题,而是国家财政与福利结构问题。
如此看来,RIE2030并非一份论述研发的文件,而是规定应如何运用研发成果的文件。研究是手段,目的是结构转型。
新加坡政府公开发布这份文件的原因也在于此。它不是只给研究者看的文件,而是产业界、金融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应以同一视角阅读的文件。这是一种尝试:先共享想要建立怎样的结构,而非先讨论投向何处。
在此我想补充一点。
新加坡说的不是要增加研究,而是要改变研究的位置。这一差别是决定性的。
许多国家把研究视为增长的燃料,期待投入越多就能产出越好的技术,而技术会自然延伸为产业。但开发出来的技术不会自动变成产业。如果没有准备好让技术运作的结构,成果只会留在报告里。
RIE2030正是改变了这一前提:在造出技术之前,先设计技术运作的秩序。
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转换经济的概念。
转换经济是一种经济模式,它追问的不是要多生产什么,而是要把什么转换为不同的价值。即使是相同的资源和相同的技术,置于何种结构之中,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
以ESG为例。对许多企业而言,ESG是监管应对和成本项目。但在Digital ESG这一结构中,一旦把ESG数据化并与投资判断标准相连,ESG就不再是义务,而成为信任资产。信任能降低融资成本,并使全球伙伴关系成为可能。同样的ESGRado,随结构不同既可成为成本,也可成为资产。这就是转换。
制造业亦然。工艺数据不只是运营记录,还可成为新产业标准的基础;能效改善可与碳金融相连。改变的不是制造的本质,而是制造的位置——从生产空间转向积累资产的平台。
健康同样不止于治疗技术。预防数据与精准医疗平台会改变国家财政结构。这不是减少医疗费用的问题,而是在人口老龄化中仍能维持生产力的基础构建问题。
如此看来,RIE2030不是一份要增加研究的文件,而是要通过研究设计可运作的经济结构的文件。
而这一选择不是研究政策问题,而是增长战略问题。
RIE2030不以短期增长率来说明成果,而是使用国家资产这一语言。数据成为资产,标准成为资产,信任成为资产。研究成果不被当作被消耗的成本,而被当作不断积累的资产。
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再次提问:我们的研究政策文件以什么为中心?是研究的数量,还是研究所创造的结构?
RIE2030选择了后者。
下一期将探讨新加坡为何判断既有增长模式、尤其是仅靠循环经济并不足够。因为RIE2030提出的问题,其实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
·南洋理工大学(NTU)校长直属产业处处长、Centre for Cross Economy中心主任、Flagship Programme总监
*研究以科技与数字为基础的国家增长战略及转换经济模式。提出结合RIE2030、Digital Economy、Digital ESG的转型型经济结构,并以新加坡与东盟为中心参与国际政策实证与标准设计。通过连接研究、产业与政策的变革性研究,持续推动关于下一代全球增长秩序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