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违反《重大灾害处罚等相关法律》(重大灾害处罚法)被起诉的SAMPYO Cement会长Jeong Do-won被判无罪。检方在将郑会长移送审判时主张,郑会长是负有安全与保健措施义务的经营者,也是事业代表人。但议政府地方法院刑事3单独(李英恩法官)10日认定不能将郑会长视为经营责任人,判定“无罪”。以判决书为基础,梳理法院对这起造成3名劳动者死亡、重大灾害处罚法实施后第1号案件的判断。
决定郑会长有罪与否的争点在于,他是否可被视为法律所定义的“经营责任人”。即郑会长是否指示在堆料场下部采石场死亡的劳动者在未采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作业,或明知情况却放任不管。检方就2022年1月29日在SAMPYO Industry杨州事业所作业的3名劳动者被土沙掩埋致死的事故,以未遵守安全义务的嫌疑起诉了郑会长。
检方通过去年7月18日提交的意见书等主张,郑会长是雇用这些劳动者的经营者,在塌方事故发生两天前通过生产组长会议指示了春节假期期间的作业。特别是塌方前一天他曾亲自走访杨州事业所,查看了部分斜面塌方现场,因此本可立即下达停工等安全指示,却未采取任何措施。作为依据,检方指出他2019年4月担任SAMPYO Industry骨料部门开发负责常务期间,制定了将石山堆料场变更为采石场进行采石的计划,直接参与了塌方风险因素的形成。在庭审过程中,检方还出示了SAMPYO Cement成员称郑会长为“TM(Top management)”、就集团整体情况向其汇报并接受指示的相关信息、短信和对话内容。
但法院认定,仅凭检方提交的证据难以认定郑会长的嫌疑。即缺乏证据等依据证明他曾指示死亡劳动者在事业所石粉土堆料场下部采石场未采取法律规定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作业,或明知而放任。
法院认定,郑会长作为SAMPYO Industry代表理事,处于对骨料部门职务整体行使专决权的地位。法院也认为,郑会长就任前曾担任杨州事业所现场所长或SAMPYO Industry常务、专务,因此相比其他事业场所更了解杨州事业所的情况。但法院判断,事故当时杨州事业所的安全保健管理责任人是现场所长A某。其依据是A某在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证称“2020年4月左右提交的采石变更申报以及杨州事业所采石作业的位置、方法等均由本人决定”。此外,法院认为在SAMPYO Industry及旗下公司骨料事业场所多达10处的情况下,仅凭在该事业所等有过任职经历这一事实,难以认定郑会长须承担与现场所长A某相同的安全措施及业务上注意义务。
法院还以“没有证据”为由,未采纳检方关于郑会长走访杨州事业所时目击了部分斜面塌方现场的主张。考虑到杨州事业所的规模及部分斜面塌方现场的位置,难以断定郑会长目击了这一情况。
法院表示:“从事业场所的规模和重要性看,郑会长应当知悉杨州事业场所的中长期开发计划与现状,以及因许可程序延迟导致可采量不足而在堆料场下部进行采石作业这一情况”,但同时认为“仅凭这些情形,尚(证据等)不足以认定郑会长知悉杨州事业所具体进行移土、采石作业,以及死亡劳动者在未采取法令规定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工作,或明知而放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