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崛起为欧洲最强国。征服了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的西班牙,凭借从新大陆运回的白银积累了巨额财富。当时欧洲火药武器日益重要,战争费用呈几何级数增长。君主若要筹措战争资金,需要议会同意。但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依靠从新大陆涌入的白银,在没有议会制约的情况下筹得资金,独断地发动战争。结果西班牙先后四次陷入国家破产。相反,欧洲其他国家为筹措军费而更频繁地召集议会,议会等制度的发展在长期内带来了国力增强。
新书《看不见的战争与金钱的历史》以追踪资金流动的经济学路径,剖析战争的另一面。夺走众多人生命、使经济与社会崩溃的战争,通常被视为最不理性的选择。但身为经济学家兼《经济学人》特派记者的作者,用“激励”与“制度”这两个经济学概念重新解读战争。他关注引发战争的激励,以及制造激励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其分析是:那个时代的制度引发战争,而战争又催生新的制度,形成相互循环的结构。
1000年前的维京人被记作掠夺者,但作者评价他们是使欧洲经济跃升一个台阶的存在。9至11世纪,西欧统治者为阻止维京人掠夺而缴纳名为“丹麦金”的贡赋。屈服于威胁而交出财产看似是经济损失,但现实相反。维京人用收到的贡赋购买欧洲的商品与服务。此外,君主为缴纳贡赋而向农民征收更多税,农民不得不劳作更久,剩余产品随之增加。也就是说,向维京人缴纳的贡赋扩大了贸易与产量,激活了经济。
造成逾100万人伤亡的俄乌战争,则以“信息失灵”的框架来审视。过高评估俄罗斯战力的西方国家曾预测,一旦开战,最长几周内就会以俄罗斯的胜利收场。这也是战前西方不愿向乌克兰大规模提供武器和训练支援的原因。但战争爆发后显示,俄罗斯的实际战力远不及西方所担忧的水平。作者诊断认为,错误信息或出于某种目的被夸大的信息,导致了错误的决策。
本书不仅对关心军事与战争的读者有益,也给经营组织的领导者带来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战斗机飞行员制定了精密的奖励体系,却反而产生反效果,就是代表性案例。战后研究显示,当同僚飞行员击落敌机取得战果、获得更高地位之后,其他飞行员勉强作战而阵亡的概率随之上升。德国空军希望飞行员全力作战而强化奖励体系,但这提高了飞行员的风险偏好,最终反而有害于组织。这是因为委托人(德国空军)与飞行员(代理人)的激励不一致,发生了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
全球范围内,战争的阴影迟迟未散。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屡次表露吞并格陵兰的意愿,令欧洲紧张升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言论也加深了东北亚的矛盾。俄乌战争已进入第四年。在朝鲜持续宣示强化核武装的情况下,韩国同样不是战争的安全地带。作者在“结语”中警告,不要因世界经济相互连接、国际规范逐步建立,就轻率地预测战争不会再发生。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战争在经济上都是不合理的事。但正如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的,一件事在经济上不合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会发生。”
360页,2万48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