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14 | 박지수 기자

“卖亲人换钱了吗”…器官捐献者家属因偏见二度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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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拿死去的孩子做生意,还有人问我是不是卖器官拿了钱。”

2013年因交通事故送走35岁女儿、并决定进行脑死亡器官捐献的宋钟彬1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如此倾诉捐献后遭遇的误解与现实。他曾认为,为宣传生命分享的意义与必要性,遗属亲自露面更为有效,于是接受过媒体采访,结果却适得其反。回应他的并非对这一崇高决定的共鸣,而是“怀疑”这另一道伤口。

宋先生平静地说:“即便如此,我也不得不站出来。”因为他判断,器官捐献之所以难以增加,背后不仅是制度局限,更有围绕脑死亡与捐献的扭曲认知与恐惧。宋先生指出,对遗体受损的莫名恐惧、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以及“会不会出现奇迹”的希望,都使人推迟决定。而在此期间,器官只能错过黄金时间。实际上他回忆自己作出捐献决定的时刻时也表示:“我无数次反复想着,要是医生误诊就好了。”

尽管如此,最终决定器官捐献的最大原因是逝者的意愿。他坦言,难以忘记女儿生前说“我死后要捐献器官”的那一幕。他认为,家人尊重逝者的意愿,是留下来的人的责任。同时,在了解到器官移植等待者及其家属每天都怀着“想活下去”的心情坚持的现实后,他觉得对此视而不见并非人之常情,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

宋先生并未止步于此。他相信,要改变社会对器官捐献的认知,遗属必须亲自站出来。他捐出约2000万韩元成立了遗属合唱团,至今仍走访医院和学校,持续演出与演讲。理由是,若只办一次性活动,什么也留不下。他说:“遗属亲自发声本身,就是化解社会误解的过程。”

他还指出,在YouTube等社交网络服务(SNS)上流传的错误信息,让遗属二度落泪。他解释说:“刺激性的文字和错误信息让遗属更加痛苦,也让器官捐献更加困难”,“围绕器官捐献的扭曲信息或疑虑一旦扩散,捐献就会骤减,因此必须过滤掉错误信息。”

宋先生最后强调:“捐献不是特别的人才做的事,但总得有人去做”,“只有当社会把捐献者视为应被记住的人而非怀疑的对象,当形成让遗属能感到自豪的社会氛围时,生命分享才能真正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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