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对选择器官捐献者及其遗属的礼遇,不应仅停留在支援层面,而应提升为“国家的责任”。因为在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者仅为7.7人的现实下,扩大捐献的突破口不仅取决于制度补充,更取决于社会认知的转变。也就是说,对于挽救生命的决定,除金钱补偿之外,还应营造让捐献者与遗属真切感受到自豪的环境。
目前韩国国内针对器官及人体组织捐献者的经济支援体系已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器官捐献者遗属可获得540万韩元丧葬费支援,捐献人体组织时另外支付180万韩元。器官捐献者遗属若登记为器官移植等待者,最多可获得4分加分。大韩器官移植协调员协会会长孙善英评价称:“4分的加分是能够改变器官移植等待顺序的有意义分值”,“正在发挥实质性的关照作用”。
相比之下,器官捐献活跃的海外主要国家在礼遇方式上有所不同。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者达49.7人、约为韩国7倍的美国,对器官捐献严格适用“无偿、利他主义”原则,不允许直接的金钱补偿。
不过,以美国器官捐献网络为中心,各地区器官获取机构会自行设立实体追思空间。代表性案例是美国中西部地区获取机构LifeSource的“治愈花园”。该花园内的纪念墙和长椅上,刻有每年新增的捐献者姓名与献词。这里不仅让遗属可以亲自前来追思,也成为让当地居民自然接触器官捐献意义、感受到社会尊重其选择的装置。
如此,韩国在经济层面提供了一定水平的支援,问题在于其后。即捐献者与遗属是否感受到社会尊重,社会认可与象征性礼遇是否充分。有观点主张,不应仅把捐献消费为个人善意,而应确立为社会记忆并铭记的公共行为。
相关制度并非完全没有。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自2022年起运营“生命分享希望邮筒”,让捐献者遗属与移植受益者可以通过在线方式互通书信。过去禁止接触,法律修订后有限的书信往来成为可能。遗属确认器官移植受益者亲自传达的感谢之情,这种体验为其捐献选择提供了尊重与情感慰藉。
设在首尔大学医院主楼一层的“脑死亡器官捐献者追思墙”也是同样脉络。该空间刻有2003年至2025年实践器官捐献的273名捐献者姓名。虽因预算不足数次面临搁置危机,但最终依靠移植受益者的自发捐款得以完成。首尔大学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护士长郑海美表示:“初期预算严重不足,多次受挫,甚至放弃过制作本身”,“接受肺、肝、肾等移植的患者持续自发资助,加上节省中心运营费等内部努力,最终得以立起追思墙”。
地方政府也在支援捐献者遗属,但礼遇水平存在差距。釜山以减免殡葬设施使用费、支援遗属互助会、支援心理治疗费等体系化礼遇政策被视为优秀案例。相反,也有人指出大部分地方政府仅停留在减免公共设施使用费等形式性礼遇上。
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KODA)与国立器官组织血液管理院(KONOS)为缩小这种不均衡,自去年起召开座谈会,强化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体系。韩国器官组织捐献院相关人士表示:“正通过地方政府座谈会介绍优秀案例”,但同时称“这涉及条例修订与预算编制,短期内改善并不容易”。
尽管如此,遗属持续要求的是建设国家层面的追思公园。其宗旨是,需要一个让社会正式记住分享生命的决定、市民能够自然接触生命分享价值的空间。
脑死亡捐献者遗属宋钟彬表示:“遗属需要的不是补偿,而是记录。”他说:“需要像国外那样纪念器官捐献者的纪念公园”,“仅仅留下名字、传达社会尊重这一选择的信息,效果就很大”。这是主张比起金钱礼遇,“记忆与尊重”才是改变器官捐献认知最强有力的装置。
但追思公园建设受阻于邻避(NIMBY)现象、预算问题、社会共识不足等现实问题,迟迟未能推进。部分地区因追思公园被视同殡葬设施而出现居民反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担问题也成为障碍。有意见指出,若作为国家项目推进,会在优先顺序上被挤后而难以确保预算;若由地方政府单独实施,财政负担又过重。最根本的局限在于,将捐献认可并尊重为为社会作出的崇高选择的文化尚未充分形成。
高丽大学安岩医院重症外伤外科教授李在明表示,需要让捐献者家属感到自豪的制度,并提议引入“疾病信用点”。这是一种可在实施捐献的医院用于今后健康检查或诊疗的代金券形式支援。李教授表示:“超越现金性支援,营造像对待国家有功者一样尊重挽救他人生命的家庭的氛围,这一点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