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内就业劳动政策专家评价认为,面对人工智能(AI)时代,官民的应对能力仍显不足。主要理由是,AI显然会给就业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应吸收这一冲击的安全网却不充分。尽管这是一条未曾走过的路,但AI与人形机器人时代的就业危机和不平等加剧看来难以避免,因此专家建议劳动界、经营界与政府应通过社会大妥协构建“新秩序”。
11日,Seoul Economic Daily以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AI与劳动研究会”委员等15名就业劳动专家为对象,询问政府在AI时代就业劳动政策上的应对水平,结果“做得差”占40%,多于“做得好”(33.3%)。若把“一般”(26.7%)与“做得差”相加,相当于每10人中约7人给出“一般及以下”的严苛评价。他们认为,针对AI时代的岗位流失、财富再分配失败、弱势群体冲击等的政策仍不充分。
对民间的评价同样如此。“一般与做得差”合计73.3%,接近“做得好”(26.7%)的三倍。参与问卷的一位教授批评称:“AI与产业转型是政府出台短期对策无法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社会安全网的加固迫在眉睫,但政府仍在维持支援雇主等临时性政策。”另一位教授也指出:“政府在国家战略、基本法制定、产业培育对策等AI技术发展和产业竞争力强化方面很积极”,“把AI仅当作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新的生产体系,看不到对AI时代劳动市场和就业结构重组的思考。”
专家们的这种认知也体现在关于政府应优先推进的政策课题的回答中。职业训练(38.5%)被列为首位,其后依次是应对岗位减少(23%)、应对产业结构转型(19.3%)、保护弱势群体(15.4%)。但分析认为,这不能仅停留于学习技术层面,还须同步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即配合因引入AI而解构、重组的职务结构,赋予人类新的角色。一位受访者建议:“AI时代劳动者所需的能力已发生无法与以往相比的变化”,“先确定所需职业训练、再大规模集中培训的(既有)职业训练方式应予摒弃。”另一位教授表示:“既然已从终身职场转变为终身雇佣,职业训练就应发展到被承认为国民普遍权利的阶段。”
全体专家一致认为“应对AI时代需要社会对话”。参与问卷的一位教授表示:“主要国家都在强调通过社会对话解决AI时代的劳动问题”,“应超越劳资范畴,由整个社会依照共同决定与共同责任原则达成大框架的社会共识。”他还说:“技术垄断企业追求私人利润将摧毁社会公共善与劳动权保护的原则”,“应通过(社会对话这样的)民主形式,确定让技术服务于共同体发展的方式。”






